刘明辉:刑事领域无精神损害赔偿的弊端
作者:刘明辉 来源:妇女研究网 发布时间:2020-03-07 10:38:00

刑事领域无精神损害赔偿的弊端
从一起奸淫幼女案谈起

中华女子学院法学院教授刘明辉

  自2006年8月至2007年12月,教师张祖绍在河南某山区小学强奸、猥亵该校的全部女生6名。①每个幼女遭受强奸的次数少则3次,多达8次;猥亵的次数难以计算。事发后,被害人家属找到原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请求法律援助。郭建梅主任派笔者和张帅以孙××等5位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代理人身份出庭,索赔交通费、医疗费、误工费共计6178.5元,同时索赔精神损害抚慰金每人10万元。本案的判决结果凸显刑事附带民事赔偿限于物化损失的弊端,相关实体法和程序法亟待修改。

  一、法院无法作出在法治社会应然层面的判决
  2008年7月29日,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张祖绍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支持了原告人物质损失中的全部诉讼请求。承办法官通过做张祖绍家属的工作,为受害人争得精神损害抚慰金2万元。但因张祖绍在等待河南省高院核准死缓期间死于看守所,其家属因而拒付这笔未写入判决书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我们在办案过程中,曾征询承办本案的检察官和法官的意见。从应然法的角度,所有检察官和法官均认为本案受害人应当得到精神损害抚慰金。但是,承办法官说:没有法律依据我不敢写入判决书,写了也会被二审撤销的。因为中国《刑法》第三十六条将赔偿范围限于经济损失。2012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仍未赋予刑事案件被害人索赔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法释[2000]47号)将索赔范围人为地囿于物化了的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法释[2002]17号)则规定:对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该刑事案件审结以后,被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受理。因此,无论承办法院如何努力,也做不出令原告人心理稍微平衡、令被告人受到应有惩罚、令所有强奸犯以及潜在的性侵害者受到足够威慑的判决。这对于强奸案的受害幼女来说更加不公平,因其物质损失仅千元左右,而现有的以及潜在精神损害则无法估量。那种认为刑罚足以取代精神损害赔偿的观点来自象牙塔中,既不合民意,也不符合世界潮流。   西方早在罗马法中就有对侵害人的身体、健康、生命权等非财产损失的赔偿制度。如1900年的《德国民法典》第253条对人身损害中的精神损害赔偿予以确认。《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2条规定:任何遭受重罪、轻罪或违警罪直接损害者,有权提起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第3条第2款规定:民事诉讼可包括作为起诉对象的罪行所造成的物质的、肉体的及精神的全部损失。《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规定:犯罪行为的受害人有权就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可赔偿性损失(包括财产或非财产损失)提出赔偿要求。美国则采取在刑事诉讼审理终结后,通过民事诉讼予以解决的方式。2006年11月6日,根据Wake郡法院的判决,一位被教师强奸的13岁幼女获得600万美元,含450万美元的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其母获得额外的200万美元,含150万美元的惩罚性损害赔偿金。本案发生在女孩家里,其母回到家中,在锁着的门外听到女儿呼救。她试图进入犯罪现场,但被告挡着房门,把她推到一边后逃走。这名幼女及其母作为原告指控被告犯了强奸和非法拘禁罪。③最终原告获得的惩罚性损害赔偿金类似于中国的刑事附带民事精神损害抚慰金。
  此外,《日本民法典》和《瑞士民法典》均规定赔偿范围涵盖由刑事犯罪行为造成的精神损害赔偿。

  二、在客观上助长强奸案私了之风
  本案6名幼女遭强奸、强制猥亵的悲剧源于之前的私了。张祖绍曾强奸、强制猥亵鲁山县另一所小学的一名女生,该案以3万元封口费私了。假设当时张祖绍已被判刑收监,就不会发生本案的悲剧。然而私了却在农村具有普遍性。2001年,京郊农村曾发生一起强奸案。吴某诱奸同村王姓幼女。案发之后,被害人之父去找村领导解决此事。村里把加害人、被害人、见证人召到一起调解。最终达成协议:(1)由吴某向被害人赔偿5000元;(2)双方不再发生纠葛。本来强奸属于应当提起公诉的重罪,依照中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不得调解,但这份违法的协议书上居然加盖了村委会的公章。其客观效果是放纵了强奸犯,误导被害人在应当报警时缄口而忽视此类犯罪潜在的社会危害性、置同胞于危险而不顾,因而形成法制建设中的一个障碍。

  究其根源,固然有被害方担心名誉受损且害怕报复的原因,但被害人无索赔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权利是强奸案私了现象屡禁不止的另一根源。其诱发的利益驱动对此类违法行为推波助澜。因为强奸案的被害人在中国一般只获赔几千元,而私了却可以得到10万元。

  三、导致中国法制出现一种不公平的怪现象
  近年来,有学者批评这种怪现象:在损害赔偿法律制度上,刑事立法严重滞后于民事立法,导致刑事被害人在损害赔偿方面的法律待遇远低于民事原告。其结果是法律认可一个人在超市被保安人员搜身应当得到精神损害抚慰金,却不接受一个被强奸的女性要求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这样的现实有悖‘公平’这一法律的基本原则。

  在中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引发观念的更新,人格权越来越得到重视,这是人之作为人所应有的基本权利。当人们受到精神创伤、精神痛苦并对人格利益造成损害时,获得精神损害慰抚金是最好的法律救济。这不仅是国家对被告人的一种惩罚,而且是抚慰被害人因非财产权利被侵害所产生的痛苦、不满,使其心理获得慰抚,平息内心怨恨的最佳手段。因此,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是融入国际潮流和适应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正是这种权利观念的发展以及对自身尊严及价值的反思与追求,促进了人类法学观念的转变,最终形成了普遍呼吁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现状。

    通过公益性诉讼引起社会关注,推动此项法律变革,是笔者代理本案的初衷。目前将精神损害赔偿扩至刑事领域的条件已经成熟。2010年修正的《国家赔偿法》首次明确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对于被告人无力承担的问题,可以考虑建立被害人基金。因此,应当尽快修改《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废止将索赔范围限于物化损失的司法解释,将精神损害赔偿扩展至刑事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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