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的早期探索
作者:范红霞 资料来源:性别研究视界 发布时间:2022-08-03


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妇女运动的根本指导思想,没有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不断创新,就没有百年来妇女解放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本文通过对五四运动前后至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有关经典著作和文献文本的解读,力图呈现共产党人为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进行的早期探索、理论贡献和主要特征等。

关于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的起点,学界观点不一。主要有五四新文化说、共产党成立说、党的二大说,等等。学界之所以有分歧,关键在于对“化”的理解不同。笔者认为,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在中国传播过程中就开始了中国化过程,理由是,当时先进知识分子不仅通过译介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经典著作,而且通过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妇女理论分析、探讨中国妇女问题来传播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无论是否有意识,是否产生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成果,“化”的过程已然开始。

李大钊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物质、经济变动决定思想、主义、道德等的变动的理论来探讨中国妇女解放的出路。他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中指出:“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1920年,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一文中,他从经济入手分析中国妇女解放,指出资本主义压迫动摇了中国农业经济,以之为基础的大家族制度必然崩塌,建立在其上的父权专制、夫权专制、男子专制、顺夫主义、贱女主义必将被推翻,“不但妇女向男子要求解放,便是男子也渐要解放妇女了。因为经济上困难的结果,家长也要为减轻他自己的负担,听他们自由活动,自立生活了”。1919年,李大钊在《妇女解放与Democracy》中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分析中国妇女解放问题,认为妇女解放与民主密切相关,有了妇女解放,真正的民主才能实现,指出“‘人民’这个名词,决不是男子所得独占的,那半数的妇女一定也包含在内”,“独有男女两性是一个永久的界限,不能改变,所以两性间的Democracy比什么都要紧”,因此,要求两性间的民主,“这妇女解放的运动,也比什么都要紧”。1920年5月,陈独秀发表《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学说分析中国妇女劳动问题,指出厚生纱厂女工问题“不单是湖南的女工的问题,也不单是上海男女工人问题,乃是全中国劳动问题”。陈独秀也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家庭学说分析男女不平等根源和妇女解放的根本出路。1921年1月,陈独秀发表《妇女问题与社会主义》的演讲,指出“妇女问题虽多,总而言之,就是经济不独立”,而男女不平等、妇女不独立的根源在社会制度,只有在社会主义“男女都要力作”,“在家庭不至受家庭压迫,结婚后不会受男子压迫”,“认男女皆有人格”,“离开社会主义,女子问题断然是不会解决的”,因此,他将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作为妇女解放的“唯一的方针”。1919年7月到12月,毛泽东发表《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批评》《赵女士的人格问题》《女子自立问题》《婚姻上的迷信问题》等十几篇涉及妇女问题的文章,痛斥赵五贞自杀事件背后“是婚姻制度的腐败,社会制度的黑暗,意志的不能独立,恋爱的不能自由”,提出打破父母代办政策、打破媒人制度、破除婚姻上的迷信等入手办法。1920年5月,在法国刚刚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向警予发表《女子解放与改造的商榷》一文,可看出,此时的向警予虽然对马克思主义预言的共产主义还不是很确定,但并未影响她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中国妇女问题,她认为“私有财产制度”是“万恶之源”,“在理不应存在,在势不能存在”,妇女的真正解放必须废除私有财产制度。由此可见,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先进知识分子已迈出探索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的步伐,虽然“化”的成分比较少,程度有限,但不能由此否认中国化过程的开始。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对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的探索有了实质性推进,最突出标志就是1922年、1923年、1925年党的二大、三大、四大和1926年党的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上先后通过了四个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案。1926年和1927年第三次、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也分别通过了关于女工童工问题的决议案。以党中央的名义发布妇女运动指导方针、揭橥党的妇女解放思想主张,反映了党在领导妇女运动上一定的理论自觉。1922年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案》,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政党名义通过的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是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的最初成果。系列决议案是党领导妇女运动的纲领性文献,是党的民主革命纲领贯彻于妇女运动中和妇女运动纳入民主革命的有机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早期探索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体现了早期探索主体由个体向集体转化的特征。

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的早期探索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妇女解放的途径和方向问题

二大的妇女运动决议案提出:“在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之下,妇女是得不到解放的”,“妇女解放要在社会主义的社会,才得完全实现”,“妇女解放是要伴着劳动解放进行的,只有无产阶级获得了政权,妇女们才能得到真正解放”。这是成立仅一年的中国共产党在观察、对比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下妇女的地位状况以及中国妇女现状后得出的结论。

2.党领导妇女运动的任务和奋斗目标

根据党的二大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二大妇女运动决议案提出了“中国共产党除努力保护女劳动者的利益而奋斗——如争得平等工价、制定妇孺劳动法等之外,并应为所有被压迫的妇女们的利益而奋斗”,并提出“帮助妇女们获得普通选举权及一切政治上的权利与自由”,“保护女工及童工的利益”,“打破旧社会一切礼教习俗的束缚”的主要任务。之所以提出这样的任务,主要基于党对中国妇女状况的分析,认为国际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以来,“无产阶级的妇女渐渐降到工钱奴隶地位”,“许多半无产阶级的妇女,也渐渐要被经济的压迫驱到工厂劳动队里面去”。这一分析显然并不十分符合中国实际,就当时整个国家的妇女状况而言,女工仍是少数,远没有达到西方国家大规模的产业无产阶级妇女的数量,反映出党还没有对中国妇女状况做出客观分析,没有完全从中国妇女实际出发制定妇女运动方针,有明显照搬的痕迹。党在领导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逐步认识到妇女“包含在整个的被压迫民族之中”,因此,四大妇女运动决议案明确提出党的责任是“领导一般妇女运动成为民族解放运动中的要素”,即坚持国民革命与妇女解放运动有机结合。

3.妇女运动的主体力量问题

党成立后致力于组织领导工人运动,1922年至1923年,领导了大规模的女工运动,特别是向警予、缪伯英等人直接参与领导了上海、北京、武汉等地的女工罢工斗争。从领导女工运动的实践中,党逐步认识到劳动妇女在革命斗争中的重要性,因此,党的三大妇女运动决议案指出,“劳动妇女在阶级斗争中之重要与意义”。此时党重点关注的劳动妇女主要仍是城市女工。但随着革命的深入开展,特别是北伐的胜利进军,农民运动逐步发展并空前高涨,党看到了农民特别是贫农的革命性,因此1925年党的四大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案进一步明确党领导的妇女运动“应以工农妇女为骨干,在妇女运动中切实代表工农妇女的利益,并在宣传上抬高工农妇女的地位,使工农妇女渐渐得为妇女运动中的主要成分”。1926年妇女运动决议案更是将“农妇运动”单独提出,足见其重视程度,指出“将来的农妇运动在中国妇女运动上一定要占一个很重要的位置”,现在就要开始注意并“准备作农妇运动的人材”。与二大、三大妇女运动决议案相比,四大妇女运动决议案明确将妇女分为半封建半资产阶级的贵族妇女、买办资产阶级化的教会妇女、小资产阶级妇女和劳动妇女,认识到不同阶级的妇女运动目标不同,所以党提出了对不同妇女运动的不同态度和政策,表明党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的运用更加灵活,已经能够较为客观全面分析中国妇女阶级状况。

4.妇女运动中的联合战线问题

根据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党在领导女工运动中,认识到同为工人阶级的男女工人团结起来的重要性,因此在第二个妇女运动决议中提出“男女工亲密团结”,同时,为实现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党运用统一战线思想,党的三大提出了实行国共合作。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主张妇女结成联合战线,三大妇女运动决议案提出“全国妇女运动的大联合”口号,强调不要轻视小姐太太或女政客的运动,“阶级的主义的色彩不要太骤太浓,致使她们望而生畏”。三大和四大妇女运动决议案都提出了适合各阶层妇女要求的主张,如争取妇女社会地位、教育、职业、工资平等,打破奴隶妇女的礼教,结婚离婚自由、保护母性等。1926年党对于联合战线的认识则更为深刻,认为如果不建立各种派别间妇女的联合战线,就会“丧失多数群众的同情”,提出“今后应该特别注意各阶层妇女及各妇女团体间的联合战线”。

5.关于妇女运动的组织和宣传问题

党深刻认识组织宣传的重要性,党的二大妇女运动决议案明确提出要创立妇女部,在党的机关报中“为妇女特辟一栏”。三大妇女运动决议案提出设立妇女委员会,创办出版物,“树立精神的中心”。四大妇女运动决议案再次强调筹办妇女定期刊物,“注重妇女问题多方面的描写和批评,切忌偏枯”,并在党的各种机关报上宣传妇女运动,同时强调注重各种妇女群众集会中的口头宣传,提出了斗争口号,以组织指导妇女运动。1926年妇女运动决议案则针对妇女刊物宣传存在的“太政治化”、“太笼统”等问题,提出“妇女群众化”问题,要求“多描写妇女的切身痛苦和实际需求,务使每个妇女看到都感觉为她自己说话”,这实际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进一步深化和中国化。

总之,作为认识妇女问题、改造妇女命运、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发展的科学真理,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一经传入中国便开始了中国化进程。这一时期,由于作为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主体的中国共产党力量还比较弱小、不够成熟,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妇女理论的理解和把握还不够系统和深入,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缺乏高度的理论自觉,加上受共产国际影响,导致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与中国妇女运动实践结合得不够密切,中国化程度不高。尽管如此,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的早期探索已呈现出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特征,并随着中国革命和妇女运动实践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创新。同时,党领导的妇女运动是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初心使命的重要内容,中国妇女运动在谋求妇女解放的同时,还肩负着阶级解放、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等多重任务,因此,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需要解决如何处理妇女解放与阶级解放、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等之间的关系问题,由此决定了其过程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注释及参考文献:略。


来源:根据《中华女子学院学报》文章综合编辑

作者: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副研究员 范红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