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生育率和政策响应

在过去30年里，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在全球蔓延。目前，全球有一半的人口生活在时期总和生育率低于2.1的国家。20世纪70年代中期，东亚、南欧，以及中欧、东欧和东南欧的部分地区生育率达到“超低”水平，时期总和生育率为1.0-1.4，平均每位妇女实际生育1.4-1.6个孩子。

如此低的时期生育率无法用生育偏好低来解释。在很低生育率（very low fertility）的国家里，女性、男性和夫妇双方通常期望要两个孩子，其平均意愿家庭规模为一个家庭有两个或更多的孩子。很低生育率表明，生育意愿与实际生育数量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对于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来说该差距进一步拉大，原因在于这些女性发现兼顾职业、家庭生活与生育意愿更加困难。

因此，提高生育率逐渐成为一项被多国家政府宣布的家庭政策目标：自1986年至2015 年期间，计划提高本国出生率的政府数量从19个跃升至55 个。鼓励生育只是家庭政策的众多目标之一，除此之外，此类政策还包括补偿父母养育子女的经济成本、促进父母就业、支持儿童早期发展以及减少性别不平等。

低生育率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女性无法兼顾职业发展和家庭生活。一方面，当代大量女性接受过高等教育并参与劳动；另一方面，女性个人抱负越来越高，无法兼顾带薪工作与养育子女，最终导致不生育或只生育一个孩子。这与家务分工方面持续存在的性别不平等密切相关：数十年来，强烈传统性别角色范式的社会持续呈现很低生育率的现象。近来，导致生育率下降的因素包括育儿难度提升、劳动力市场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 以及伴随不断飙升的房价。

家庭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

由于时期生育率测量本身的问题和单个政策内嵌于广泛的制度和文化背景下，比较和评估应对低生育率所采取的政策存在诸多挑战。除了整体的政策支持之外，还有许多标准会影响家庭政策的有用性和有效性。这些因素包括政策的连贯性（不同的政策工具在多大程度上相互兼容，并与现有的劳动力市场和教育体系相适应）、政策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以及政策在满足不同家庭需求和愿望方面的灵活性。

高度发达国家将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1%至 4%用于家庭支持。用于家庭的公共支出水平与时期生育率以及代际家庭规模有紧密的相关性。

提供广泛可得、可及和高质量的托育、托幼服务，且在产假结束后立即开始，服务日常开放时间应与父母的工作时间一致，这些都是维持较高生育率的必要条件。北欧、比利时和法国等提供了这样全面综合的托育、托幼服务，并覆盖了大部分与家庭公共托育服务有关的支出。

其他的家庭政策效果则没有那么明显。产假是孩子出生到进入正式托育之间的时间桥梁。最有可能对生育产生积极影响是产假期间仍可以获得良好薪资。如果产假的目标是在育儿分工方面实现更多的性别平等，则应该按照“使用或放弃”的原则按比例分配（父母双方之间不能转让产假）。一次性的财政激励措施会对生育率产生适度的积极影响，但是短暂的。相对于那些严格的“朝九晚五”的工作安排，劳动力市场的弹性工作时间更具家庭友好性。最后，补贴和大范围提供辅助生殖服务对生育率具有少许积极影响。

家庭政策的大规模扩展往往会对生育率产生相当大的短期影响，如导致短期婴儿潮和在有限时间内提高时期总和生育率。这一举措经常会影响生育的时间选择，支持早生和更短的生育间隔。但其对生育率的长期影响往往是有限的。不过，爱沙尼亚、日本、德国、俄罗斯联邦和其它国家的案例也表明，它们有助于制止甚至扭转队列生育率的下降趋势， 为家庭规模的长期稳定奠定基础。

最有效的政策是能够满足男性和女性在不同生活状况中差别化需求下的生育选择。这些政策应促进有偿工作和养育孩子之间的协调，但也需对收入有限的家庭提供经济支持。北欧、法国或比利时等国已经实施和持续制定了上述综合政策包，其他国家包括德国和韩国也在努力开发本国的政策包。

未来的政策挑战

未来的家庭政策需要反映不断变化的家庭挑战及新出现的经济社会挑战。家庭政策需要考虑到家庭的高度不稳定性和反映日益多样化的家庭需求，包括单亲家庭、未婚同居夫妇、同性恋家庭和“重组”家庭。需要反映经济不平等加剧、新的不稳定的就业模式、不断变化的性别角色、母亲经济地位的提升，以及许多家庭难以承担的住房成本。还需要满足人们对生育时间、子女数量的不同偏好，以及个体对于为人父母前提条件的认知差异。简而言之，家庭政策应促进创建家庭友好型和儿童友好型社会，并聚焦于儿童和家庭健康、教育和福祉的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