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超，祖籍河南，1904年出生于广西南宁，取名爱玉，父亲极其重男轻女，计划将刚满月的小爱玉送人，母亲杨振德拼死相护才留了下来。童年未过，父亲被发配新疆流放服役，母亲带着她艰难度日，辗转广州、上海，最终落脚到天津。6岁的小爱玉跟着性格刚烈、自尊心极强的母亲漂泊了大半个中国，虽然生活困苦，但小小年纪也见了世面。7岁时父亲暴病身亡，母亲带她到北京的一所平民学校任教，并为她起了个学名——文淑，邓颖超进入平民学校读书，从而闯进了一个崭新的天地。

五四运动爆发后，在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习的邓颖超和同学们找教育厅长、省长，请求支援北京的爱国运动，提倡国货。她以小小的身躯站在演讲台上，宣传爱国，抵制卖国。她知道，人生的路还很长、很远；她知道，国势艰难，家庭困难，她要勇敢地走下去，百折不回！在五四运动中，邓文淑改名邓颖超，寓意聪颖又超凡脱俗。经历了这场波澜壮阔的运动，邓颖超从一个勤奋读书的女学生锻炼成长为一个有相当组织领导能力的青年爱国者。

从天津直隶女师毕业后，邓颖超当了5年小学老师，期间，她组织、领导着天津女权运动同盟，编辑出版《妇女月报》和《女星》杂志，号召妇女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和国民革命，年仅20岁的邓颖超已在天津教育界很有声望，先后当选为直隶省教育委员会委员和天津县教育委员会执行委员，做了很多有意义的工作。从那时起，勇于实践，反对空谈，脚踏实地，为妇女大众谋利益成为邓颖超年轻时革命的风格，也是她一生的工作作风。1924年1月，邓颖超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五四时期的爱国主义者成长为坚定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者。1925年夏，邓颖超调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妇委书记和国民党省党部妇女部秘书等职，与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部长何香凝一起组织领导广大妇女投身国民革命。同年8月和周恩来结婚。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邓颖超和周恩来从广东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妇委书记。他们凭借着革命的信念和长期斗争积累的经验智慧，克服了重重艰险，在白色恐怖的恶劣环境下，开展了长达5年的艰苦卓绝的地下工作。1928年，邓颖超赴莫斯科列席了中共“六大”，带着兴奋、期待、信心和希望回到上海投入新的战斗。面对一次次危险，亲见一个个战友牺牲，邓颖超深深感到，地下工作者的道路是用荆棘和鲜血铺成的，但她毫不畏惧，绝不退缩，勇敢地行进在这条道路上。她不仅做好自己的工作，还努力帮助困境中的同志，冷静机智地处理非常事件。她和周恩来分担一切危险，忍受一切艰难困苦，她不仅是周恩来的爱妻，更是最亲密的生死与共的战友。

邓颖超和周恩来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相识，那年邓颖超15岁，在直隶第一女子师范读书，小小年纪已经是“女界爱国同志会”的演讲队长，弱小的身躯充满着革命的激情和斗争的力量。刚从日本留学归国的21岁的周恩来是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主编，抨击时弊，揭露反动政府的卖国阴谋，宣传反帝爱国思想。周恩来是先进青年中积极活跃的杰出领导人，邓颖超也是青年中出类拔萃的代表，两颗年轻而充满革命激情的火热的心，在共同的事业和追求中碰撞到一起，为崇高的理想携手共度人生路。1925年的广州，见证了两个年轻人爱情的收获，他们由热恋的战友结成了革命的伴侣。此后的半个世纪，他们生死相依，情深意长，携手勇进，共同闯过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甚至是生死考验，书写了一代伟人的壮丽人生，他们的爱情故事也被一代代人传颂。

长征中，邓颖超用爱情的力量从死神手中夺回了爱人，成就了长征中的一段佳话。1935年7月，红军长征到达毛儿盖后，周恩来病倒了，病势凶猛，一连几天发高烧，不能进食，肝部肿大。邓颖超急急赶来，只见周恩来躺在木板床上昏迷不醒，皮肤蜡黄，一向坚强的邓颖超禁不住潸然泪下。她强忍悲痛，冷静地与医生交谈，得知周恩来是病菌引起的阿米巴肝脓疡，急需排脓。可是，当时无法消毒，不能开刀或穿刺，只能从雪山取来冰块冷敷，引导排脓。

生死考验再次摆在他们面前，邓颖超忘记了自己的肺病，悉心照顾周恩来三天三夜，寸步不离，用爱守护着爱人，祈祷着奇迹的发生。

夜深了，邓颖超和衣而卧，辗转难眠。她索性起来，抚摸着周恩来脱下来的毛背心，温暖的感觉传到内心，幸福的往事给她带来希望。就着油灯的微光，她发现了毛背心上的虱子，她用指甲把它们掐死，指甲都染红了，她的眼泪再次涌上来，默默祈祷周恩来好起来。靠着用冰块局部冷冻，周恩来高烧渐渐退去，终于完全清醒，睁开眼睛，意外又惊喜：“小超，你怎么到了我身边？”邓颖超欣喜若狂，笑中带泪：“恩来，你终于醒过来了！”这时，毛泽东进来了，见到周恩来醒来了，高兴得哈哈大笑：“恩来啊，这次多亏小超在你身边，护理得好，你该谢谢她呀！” 周恩来真情地望向邓颖超，她本就苍白的脸更加消瘦，眼窝深陷，但仍饱含深情地回望着他。

邓颖超后来看医书才知道肝脓疡死亡率极高，周恩来是极少数通过肠道排出脓液的病例之一，看得她惊出一身冷汗，庆幸医生救治得当。在与死神斗争中，邓颖超用她的勇敢坚毅和对爱情的忠贞坚定，帮助周恩来战胜了死神。就这样，他们相濡以沫，携手走过战争，并肩建设祖国，成为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爱情典范。遗憾的是，为了革命他们永远失去了自己的孩子。新婚后，邓颖超怀孕过两次，第一次因为周恩来不在身边，她忙于协助何香凝做妇女工作，自作主张打掉了孩子；第二次因难产后孩子头颅受伤而夭折。此后，他们虽然没有自己的孩子，却把父爱母爱播撒给更多的孩子。大爱无疆，他们是千千万万个孩子的父母，这份爱也为他们的不朽爱情增添了崇高而神圣的光彩！

红军要过草地了，由于周恩来尚未痊愈，需要照顾，休养连批准邓颖超随周恩来一起过草地，以便照顾。邓颖超支撑着虚弱的身体，骑马走在周恩来的担架后面。经过遍地沼泽、荒无人烟、飞鸟绝迹的草地，对邓颖超来说是一个严峻考验。

过草地的第一天，邓颖超就遇到了意外。那天，突降大雨，雷电交加，邓颖超骑的马受到惊吓，离开队伍狂奔起来，竟冲进了沼泽地里，邓颖超从马上摔了下来，双脚深陷泥潭中。大雨中，前面的队伍已走远，后面的队伍还没到，邓颖超凭借着多年在革命斗争中锻炼出来的临危不惧、遇事不惊的沉着和镇静，心里默默给自己打气。为防止越陷越深，她安静地、小心翼翼地站立在泥沼中一动不动等待救援，直到后边的人马赶上来，才把她从泥沼中拉了上来。由于长时间泡在泥沼中，天又下着雨，邓颖超当晚就发起烧来，还拉肚子，别人都以为她活不成了，然而，她硬是凭借着坚强的毅力挺过来了，两天后，她虽然仍很虚弱，但高烧竟退下去了。进入草地第三天，红军遇上了一条四十多米宽、一米多深的河，刚下过暴雨，河水陡然增宽增深，水流湍急，气势汹汹。高烧刚退的邓颖超关心地嘱咐大家：“大家要手牵手过呀，一定要小心！”毛泽东和周恩来让大家解下绑腿带连接起来，派人先过河拴在对面的树木和石头上，大家抓着绳子蹚水过河。战士们让刚退烧身体虚弱的邓颖超和受伤严重的贺子珍躺到担架上抬她们过河，两位大姐的“倔劲”上来了，她们不愿给战士们增加负担，硬是从担架上挣扎下来，挽起裤腿，毅然走进冰冷刺骨的河水中。她们没有考虑自己的身体，只是想着尽快过河，不拖累大家。就这样，她们咬牙坚持着，扶着一个个战士的臂膀，拖着沉重的双腿，摇摇晃晃地挪到了河对岸，战士们含着泪为她们鼓起了掌。在地狱般的草地上的七天七夜，邓颖超粒米未进，虚弱到极点，但她终于走出草地。

邓颖超凭借她顽强的意志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硬是战胜了病魔，战胜了种种艰难险阻，随红军胜利到达陕北。邓颖超后来回忆长征时说：“我也同样以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顽强的意志，和战士们、同志们相互鼓舞。有些人可能很难想象，一个患重病的人，竟然也能坚持到达了陕北。”

长征后，邓颖超身体虽然很虚弱，但她还是满腔热情地投入了工作，先后担任中央机要科科长、中央白区工作部秘书和苏维埃政府西北办事处司法内政部秘书。

全面抗战开始后，邓颖超积极倡导和推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妇女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号召各界妇女参与抗战，多一份力量。1937年12月28日，她撰写的《对于现阶段妇女运动的意见》发表，对抗战初期的妇女运动起到了指导作用。她还在《新华日报》《妇女生活》等杂志上发表了许多文章，为战时妇女运动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为抢救难童，邓颖超积极奔走，推动成立第二次国共合作后第一个具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妇女团体——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邓颖超带头为难童捐款，关心、救护孩子们，为国家和民族培养了抗战和建设的力量。1938年5月，邓颖超作为中共代表应宋美龄邀请参加各界知名妇女谈话会，史称“ 庐山谈话会”，会后，确定了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新的组织机构和各部门人选，邓颖超当选为委员，把共产党关于战时妇女工作的意见传播到各妇女团体中去，推动了妇女运动的发展和合作抗战新局面的形成。同年夏天，邓颖超当选为中共方面出席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其杰出表现广受赞誉。8月，她在香港见到了宋庆龄、何香凝，三位杰出的中国女性共商抗战建国大计。10月，她飞往重庆，开始了5年不平凡的战斗生活。

1943年，邓颖超终于回到延安，满腔热情地参加了延安的整风学习，系统学习使她的理论水平更加提高。她积极投入根据地的妇女工作，1944年6月20日，出席解放区妇女联合会筹备会，当选为筹委会副主任。解放战争时期，邓颖超作为中国妇女运动的杰出领导者，领导国统区妇女开展有声有色的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再一次显示了她作为中国妇女运动领袖所具有的卓越斗争艺术和大无畏的战斗精神。1945年“双十协定”签定后，国共双方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共产党派代表7人参加，邓颖超是唯一的女代表，为争取国内和平积极奔走。她亲笔题词：“我愿意倾听人民和妇女大众的意见，好使我知道怎样为人民和妇女的利益去奋斗！”表达了她甘为人民公仆的高尚品德和政治胸怀，也是她为中国革命事业和妇女运动不懈奋斗的真实写照！作为中央妇委副书记、代理书记，邓颖超重视和加强中央妇委的工作。1947年，参加全国土地会议，会后提出解放区妇女工作的方针和任务，将妇女运动与土地改革、生产、支前、参战紧密结合起来。1948年，在西柏坡主持召开解放区妇女工作会议，在会上作《关于解放区农村妇女工作的几个主要问题的报告》，会后，带领中央妇委将会议精神整理后报送中共中央，12月中央正式发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目前解放区农村妇女工作的决定》，即“四八”决定，提出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开展妇女工作的初步设想。

邓颖超以饱满的热情努力工作，迎接即将到来的新中国。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历经30年革命生涯的磨练，邓颖超已从五四运动时期的爱国女学生锻炼成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中国妇女运动杰出的领导人。此后的40多年，她没有躺在功劳簿上，而是谦逊地、不懈地继续奋斗着，为了养育她的祖国，为了培养她的党，为了千千万万的人民和妇女大众，她不知疲倦地奉献着。1949年3月24日，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开幕，邓颖超在会上作了《中国妇女运动当前的方针任务》的报告，为新中国妇女运动指明方向。全国民主妇联成立后，邓颖超当选第一届副主席。9月21日，邓颖超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当选为主席团成员，10月1日，出席开国大典，她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下望去，历史在眼前一幕幕闪过，烈士的鲜血染红了广场上的五星红旗。此刻，她心潮难平，这是她有生以来最激动最难忘的时刻！

1950年，由邓颖超主持起草、倾注了她大量心血的新中国第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颁布实施，以法律形式保障妇女的婚姻家庭权益。邓颖超还领导开展以生产为中心的城市妇女工作，改进工作方法，加强党对妇女工作的领导，加强国际交往，向国际社会介绍中国的妇女运动，声明中国妇女把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和建设自己幸福生活紧紧联结在一起。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邓颖超悲痛欲绝。追悼会后，坚强的邓颖超强忍悲痛，对身边工作人员、医务人员和亲属们说：“大家要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恩来同志的遗志，努力做好各自的工作，为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而奋斗！”她是这样要求大家的，自己也是这样做的。这位女中俊杰，经历了艰难险阻、惊涛骇浪，在痛失挚爱，且已年过古稀后，再次迸发出革命青春的激情和光芒，为国家和人民建立了光辉的业绩。邓颖超先后担任了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六届全国政协主席，充分发挥她的政治智慧和才能，在发展我国对外友好合作关系、增进世界和平友谊、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虽然邓颖超已经担负了党和国家重要的领导工作，但她依然关心和指导着她最为念念不忘的妇女工作。她永远活跃在全国各战线、各民族妇女中间，是全国妇女永远的“邓大姐”！邓颖超爱国爱党爱人民、爱家爱友爱亲人，大家亲切地称她为“邓妈妈”“邓奶奶”，每个称呼都蕴含着她无私的付出和人们对她的热爱。

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与世长辞，享年88岁。邓颖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著名社会活动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她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毫无保留地奉献了自己的一切，是20世纪中国妇女的杰出代表，也是中国妇女的骄傲，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声誉，深受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尊敬和爱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