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斗百年路】邓颖超妇女解放思想及其实践
作者:倪婷 资料来源:性别研究视界 发布时间:2021-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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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为回顾党的奋斗历史,讴歌党领导中国妇女运动的光辉历程,性别研究视界特推出“奋斗百年路”专栏。


今天推出第三篇:《邓颖超妇女解放思想及其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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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颖超是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和杰出领导人,在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终生奋斗中,始终领导和关注妇女解放运动,积累了丰富的领导妇女运动的经验,把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从妇女的主体地位出发,形成了独特的妇女解放思想,为妇女运动的蓬勃发展和妇女地位的提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01 邓颖超妇女解放思想的基本内容

在从五四运动时期到20世纪90年代长达七十余年的革命生涯中,邓颖超有58年在领导和关注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其妇女解放思想随着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而不断丰富和发展。在推动妇女解放实现男女平等的过程中,邓颖超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妇女问题,对妇女被压迫的根源、妇女解放的途径、道路和条件、社会解放与妇女解放的关系、妇女权益等问题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关于妇女解放的思想和主张。

私有制和封建主义制度是妇女受压迫的根源。邓颖超运用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对妇女受压迫的根源进行了分析。1923年,邓颖超在《经济压迫下的少女》一文中指出私有制是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广大妇女同受旧的经济制度的压迫,并号召应把争取妇女切身权益的斗争引向变革现存的经济社会制度。

建立在封建家庭私有制基础上的政治、文化、婚姻制度是压迫中国妇女的沉重枷锁,邓颖超对长期以来奴役和毒害广大妇女的封建旧礼教、旧道德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她指出在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女子遭受“宗法传统的封建压迫,国外的帝国主义的压迫,国内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压迫”,造成女子根本没有任何独立的地位,在社会上没有丝毫权力,只是男人的私有物和附属,甚至被视为“奴隶”。她认为要真正实现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最重要一步就是破除封建礼教对妇女的压迫,尤其是残酷的封建婚姻制度对妇女的迫害。她号召广大女性打破一切牢笼束缚,不再屈服于旧礼教,勇敢地起来“做一个真正独立的人”,挣脱封建婚姻制度的枷锁。

社会解放与民族解放是妇女解放的先决条件。邓颖超把妇女解放问题置于“整个中国社会制度中问题的一部分,是民族革命与社会革命中相辅为用有机构成的一部分”,认为妇女解放是人类解放和民族解放的一部分,不能孤立看待,与整个人类的解放事业和民族解放与互相关联,提出“只有求得社会解放与民族解放,妇女才能得到解放”。此外,她提出要反对脱离现存制度和客观现实,以唯心的观点和单从妇女主义观点出发看待妇女解放问题,这样“必然使妇女问题与解放运动,和整个运动割离开来,可能发展成为男女两性间对立的斗争,陷于孤立的境地。”在抗日战争时期,针对要求妇女回家做贤妻良母的错误言论,邓颖超专门撰写《关于〈蔚蓝中一点黯淡〉的批判》,进一步重申了社会解放和民族解放是妇女解放的前提这一观点。她指出在面临帝国主义入侵和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无论是女子教育问题、职业问题、妇女解放运动,以及社会一切问题的解决”,都与坚持抗战,从半殖民地国家解放出来的任务联系起来,而不应使妇女解放走回小我的家庭,安于家庭作好母亲好主妇,并提出要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解除封建社会的压迫,为民族的独立解放而斗争”作为抗战时期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任务。

由此观点出发,在领导妇女运动的实践中,邓颖超主张把妇女运动作为党领导革命运动的一部分,而不是两性间的斗争,妇女运动方针的制定应围绕当前一个时期的主要任务,而不是“专门掀动两性间的仇视与倾轧”,妇女运动的发展应适应革命斗争的形势和革命总的任务,离开当前一个时期的总任务而独立开展妇女运动,“将得到一无所成的结果。”

围绕党和国家在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推进妇女解放和妇女全面发展,是共产党领导妇女解放运动的宝贵经验,也是邓颖超妇女解放思想的基本观点。邓颖超认为,党在各个时期提出的社会改革和建设的任务,从根本上消除束缚妇女的封建制度的政治经济基础,创造彻底解放妇女的社会条件,因此,执行全国人民共同的中心任务,也就是执行妇女解放运动的总任务。在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针对不同时期的中心任务,邓颖超提出制定妇女运动的中心任务。抗战全面爆发后,邓颖超明确指出只有在积极参加抗战中,求得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才能获得妇女的解放。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邓颖超明确指出了要“把妇女解放的事业和国家及人民的整个事业结合起来。”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1983年的中国妇女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颖超指出:“妇女争取解放的斗争,如果不同整个人民群众的斗争结合在一起,就不可能取得胜利。”

参加社会生产劳动是妇女解放的中心环节。在五四时期,邓颖超已认识到女性实现经济独立对于摆脱对男性依赖的重要意义。她认为,经济独立是妇女解放的根本,而妇女要实现经济独立,必须参加生产劳动,从提高经济地位入手,才能达到妇女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邓颖超进一步阐述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妇女参加生产劳动对妇女解放和妇女地位提高的意义:“妇女只有参加了劳动生产,成为社会和家庭的财富创造者,才能真正实现政府所规定的各项男女平等的法令,才能真正享受男女平等的各项权利。所以参加劳动生产是妇女解放的中心环节”,实施以发动和组织妇女参加生产为中心的妇女工作方针,既符合全国人民共同利益,推动生产建设事业不断发展,又能不断提高妇女的经济地位。1956年,邓颖超在中共八大上作的题为《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和发挥广大妇女群众的力量》专题报告中提出:广泛地动员妇女参加参加劳动生产,对于解除妇女的封建束缚、提高妇女的社会和家庭地位起着重要作用,是“争取妇女彻底解放的关键”,妇女只有投身社会主义建设,才能在政治、经济、人格上获得独立地位,才能彰显自身的价值,这才是彻底的解放。

保护妇女切身利益是妇女解放的关键。由于封建传统和男女不平等的社会制度约束,广大妇女群众在婚姻、家庭及经济等各方面,均存在特殊的困难和问题。邓颖超一再强调在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发展中,保障妇女的政治、经济、教育、婚姻家庭等特殊权益,切实保护妇女的切身利益和要求,反对忽视和抹杀妇女群众特殊利益的做法。邓颖超认为要结合中心任务的完成来逐步解决妇女特殊的困难,这是妇女工作取得成就的关键,妇女工作要在协助政府开展中心工作时,随时反映妇女群众的情况,贯彻男女一齐发动和保护妇女利益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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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制定党的妇女工作方针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邓颖超就开始领导妇女运动,1925年担任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长,从此全力以赴地投身于党的妇女工作,大革命时期先后担任两广区委委员兼妇女部长,中共中央妇委书记,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后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妇委委员,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妇委书记,中共中央妇委副书记,解放战争时期,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妇委副书记、代理书记,1949年当选全国民主妇联副主席,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担任全国妇联以及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邓颖超参与制定实施党的妇女工作方针,推动了妇女解放和全面发展的进程。

1928年,时任中共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的邓颖超主持起草中共六大《妇女运动决议》,成为土地革命时期党领导妇女运动的方针。1930年,时任中共中央机关直属支部书记的邓颖超起草了《苏维埃区域的农妇工作》,对推动苏维埃根据地妇女运动的蓬勃发展起到了重要指导意义。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9月,时任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副书记的邓颖超起草《妇女工作报告》,获得中央批示后作为党在解放区妇女工作方针。1948年,时任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代理书记的邓颖超主持起草了“解放区农村妇女工作方针任务”,经中央批准后以中共中央名义下发《关于目前解放区农村妇女工作的决定》,即“四八决定”。

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和妇女工作的方针,围绕党在不同时期的革命任务和要求,集中体现了邓颖超的妇女解放思想和领导妇女运动的基本主张。(1)坚持党对妇女运动的领导,指出:“只有共产党,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才能完全解放妇女”,妇女工作“必须在统一的党的指导之下”;各级党委加强对妇女工作的领导,贯彻全党做妇女工作的方针,把妇女工作列为党的整个工作的一部分,在布置检查和总结各种工作时应把妇女工作包括在内。(2)吸收“受压迫最甚”的劳动妇女到革命中来,把动员妇女群众参加土地革命、建立根据地为妇女工作主要内容,在此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农妇本身的解放运动”,“在农民翻身运动中适时进行打破妇女封建束缚的斗争”,在阶级的一致性与全体利益之下,力争妇女的解放应得的权利;必须提出妇女本身的利益要求和口号,并将此联系到一般的政治经济的要求上,宣传和说服农民,使他们不但不反对,且更能同情赞助农妇的解放运动。(3)以动员和组织妇女参加生产作为妇女工作的基本环节和中心任务,在生产过程中对全体农民进行男女平等的思想教育,有意识有步骤地消除阻碍妇女参加生产、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封建思想障碍。(4)保护妇女的特殊利益,制定相关法律政策实现妇女的权利,特别是保障妇女的土地权,在土地证上注明男女均有同等的土地权,使妇女取得与男子平等的经济权利和社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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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推动立法保障妇女权益

邓颖超一贯主张通过立法制定贯彻男女平等原则、保护妇女权益的法律政策,为妇女解放和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早在土地革命时期,在1930年《苏维埃区域的农妇工作》中,邓颖超作出了具体阐释:“在苏维埃政府成立的第一天,就应该公布解放保护妇女的法令,给予妇女在政治上、经济上、法律上、教育上与男子同等的待遇。”邓颖超抓住土地所有权、婚姻自主权等妇女解放的关键,致力于推进保障妇女土地权和婚姻自主权的立法和贯彻实施,她所提出的观点和主张为婚姻法、土地法中保护妇女特殊利益的规定奠定了基石,为保障妇女权益作出了不可泯灭的重大贡献。

参与土地法的制定与贯彻实施。消灭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实现“耕者有其田”是共产党在农村进行的最重大的社会变革,也是农村妇女解放的先决条件。1946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在解放区开展土地改革。1947年,邓颖超受中央委托为起草土地法进行调查研究,8月,邓颖超在全国土地会议上作了《土改中妇女工作的几个问题》的长篇发言,强调在土地改革中要明确提出以男女平等原则保障妇女与农民同样分得土地,并明确写明妇女的土地所有权。她指出,过去由于没有这样明确提出要求,并且在订立土地契约时没有写明妇女的土地所有权,影响了妇女获得土地,因此要对以户为单位、由家长为名订立契约的方式加以改进,写明全家人口数及每人分得的土地数目。基于对农村父权制婚姻家庭制度下妇女土地权益受损的方面和表现的充分了解,以上实施原则和细则充分考虑了妇女的特殊利益,为切实实现妇女土地权益提供有效保障。1947年10月中共中央颁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吸纳了邓颖超的意见,从法律上肯定了男女平等分配土地的原则,明确了妇女的土地权,这一原则在新中国成立后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中仍然沿用。

主持制定婚姻法。邓颖超一贯主张通过立法维护妇女婚姻自由权利。1930年5月,邓颖超在《苏维埃区域的农妇工作》中对全国性婚姻法产生前婚姻问题的解决作出了原则性规定,包括禁止买卖、强迫婚姻,经双方同意而离婚,一方不同意离婚时提交苏维埃政府解决,对限制妇女结婚和离婚的做法出了批评,指出结婚须得到2个乡农民协会许可的做法是由父母的包办改由农民协会包办。以上原则为同年11月中共中央颁布的《关于劳动妇女斗争的纲领》中关于婚姻问题的规定奠定了基调,此纲领是苏维埃根据地实施的关于妇女问题的政纲,各苏维埃政府依据此施政纲领处理妇女的婚姻问题,极大地解除了封建婚姻家庭制度对妇女的束缚。新中国成立后,邓颖超主持起草了第一部《婚姻法》,在起草过程中对争议较大的离婚自由问题,尤其是一方坚持离婚可以离婚的条款,邓颖超基于封建宗法社会妇女得不到离婚自由,在离婚方面所受的障碍比结婚还要大的实际情况,坚持主张写入该条款,反对以引起社会混乱为借口限制妇女的离婚自由权利,主张保障人民享有充分的婚姻自由,彻底破坏旧婚姻制度,为建立新的家庭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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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倪婷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编辑:赵凯旋

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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