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背景下妇女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面向“十四五”规划的讨论
作者:吴惠芳、王宇霞 发表报刊:妇女研究论丛 原刊期号:2020年第6期

 2020年10月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清晰地勾勒出推动形成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推进农业现代化、实施农村建设行动与深化农村改革实现农村现代化、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等明确目标,农业农村发展即将进入新的历史阶段。11月23日,贵州省宣布紫云县等9个县退出贫困县序列,标志着全国832个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全国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已经完成,进入“后扶贫时代”。如何沿着“十四五”规划的指引,在农业农村现代化新理念、新格局中更好地发挥妇女和妇女组织的作用,在乡村发展中实现妇女发展,亟需相关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和研究者的共同关注与探讨。

一、“十三五”期间脱贫攻坚与农村妇女发展的成就

在整个“十三五”时期,党和国家在脱贫攻坚战役的关键时期,高度重视性别平等,严格贯彻落实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保障妇女合法权益,将妇女发展作为脱贫攻坚事业的重要内容,有力地改善了农村贫困妇女的生存环境、农业从业基础和社会服务,为农村妇女全面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脱贫攻坚大大改善了贫困妇女的生存环境。为帮助农村贫困妇女尤其是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妇女摆脱贫困,基础设施建设被置于重要位置。到2019年底,中国贫困地区建制村已经实现100%通硬化路,农村集中供水率达87%,自来水普及率达82%,“户户通电”全面实现,通宽带比例已经超过98%[1]。借助扶贫资金的长效注入与政府、企业等多元主体力量的广泛参与,贫困地区通路、通水、通电、通网等问题得到全面解决。“十三五”期间,国家累计投入799亿元用于解决农村住房问题,农村危房改造、游牧民定居等举措保证了贫困妇女的住房安全。中央累计下达近800亿元支持的易地扶贫搬迁工作为妇女创造了“全方位”的宜居环境。生态脆弱地区采取生态补偿等措施加强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实现造林绿化与脱贫攻坚相结合,通过绿色富民产业改善贫困妇女的生活水平。乡村社会环境的改善有助于提升农村妇女的幸福感和参与感,为打造美丽宜居乡村奠定基础。

脱贫攻坚有效夯实了贫困地区妇女在农业产业从业的基础。农业产业发展是中国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关乎国家粮食安全,也关乎农村家庭和妇女生计的可持续发展。2018年全国家庭承包耕地流转面积超过5.3亿亩,土地经营权的有序流转将农村妇女从传统高强度、低收益的农业劳动中解放出来。农业专业化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完善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女带头人解决了后顾之忧,推动了以妇女为主体的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的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带动近2/3贫困人口就业。扶贫车间在贫困村落户,乡村产业得以扩张,近3万个扶贫车间带动近70万贫困人口就业,贫困妇女就近就业解决了农业季节性收入不足的难题,保证了其收入的稳定和可持续。

脱贫攻坚改善了贫困妇女健康保障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2016-2018年,中国政府投入84.8亿元建设561个妇幼保健机构,共建有妇幼保健机构3080家,妇产医院807家。妇幼健康优质资源下沉提升了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先诊疗,后付费”的服务模式与“一站式”报销核算体系的完善有效改善了妇幼保健和疾病防控水平,全面降低了孕产妇与新生儿的死亡率。2018年农村孕产妇产前检查率提升至95.8%,孕产妇死亡率为19.9/10万,与1990年相比分别下降了81.2个百分点[2],有效防止了妇女因病返贫、新贫。政府部门通过将女童“控辍保学”工作纳入考核指标,以免费义务教育、普惠性教育救助与资助项目的切实落实降低贫困女童辍学率,保证“义务教育一个都不能少”。社会公共文化服务的推广丰富了农村妇女的精神生活,推进了家庭和睦、邻里和谐友善和乡土文化传承,助力乡风文明建设。

二、后扶贫时代农村妇女发展面临的机遇

脱贫攻坚战临近收官,中国即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对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深化农村改革、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等提出了新要求,也为农村妇女发展开创了新的平台。

1. 乡村经济业态多元化为农村妇女带来新的就业机会

农村产业发展的趋势是以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为引领、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基础、构建社会化服务为重心的农业现代化进程,能够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农村现代化提供基础保障。女性是农业生产的主力军,更多贫困地区家庭选择了农业劳动力女性化的劳动力配置方式[3](PP75-85)。因此,在农业产业与农村其他产业融合发展、农业产业向高端化、绿色化转型的过程中,农村妇女大有可为。农业产业新业态可以延长农业产业链和价值链,为从事农业产业的妇女劳动力提供增收新机遇。因地制宜的农业产业种植结构调整与特色农业产业布局,进一步鼓励妇女开发高附加值的农产品。农业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旅游业、餐饮业以及观光农业、休闲农业、农业康养等社会服务行业的工作性质与农村妇女日常生活和劳动角色内容接近,因此她们更容易进入这一产业并在其中获得自我发展。

由政府鼓励支持发展起来的扶贫车间具有社会公益性与市场趋利性双重性质,以农产品初加工、手工业为主的扶贫车间与农村妇女劳动力素质相契合,低技能要求的生产加工活动便于妇女掌握,也鼓励妇女参与生产实现经济独立。“互联网+扶贫车间+贫困户”的新型扶贫模式实现了互联网、大数据与扶贫产业的深度融合,推动扶贫车间依托地方特色向更具竞争力、更高附加值、更安全可靠的乡村经济业态转型。物流包装与直播等新业态拉近了农村妇女与市场的关系,通过开拓城乡消费市场提升了妇女在农产品市场销售中的主动权。农村妇女的就近就业还可以与家庭照料相结合,有助于缓解留守儿童、老人的照料缺失问题。

2. 公共服务体系与现代服务业发展为妇女创业就业提供了舞台

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逐步加深,中国正在大力支持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和儿童托管幼教服务发展,尤其是对贫困地区、边远农村养老、育幼服务的倾斜支持[4]。农村老年服务中心、养老敬老院以及“老年饭桌”等养老服务和幼儿园、留守儿童关爱中心等儿童托管服务的发展,为农村妇女创造了丰富的在村就业与创业机会,也可以化解她们外出务工与家庭照料之间的角色冲突问题。城市健康、养老、家政等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也为进城农村妇女提供了良好的就业与创业机会。

农业与服务业的深度融合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手段。就业和创业培训力度的加大提升了农村妇女的职业技能,帮助农村妇女在胜任低能力要求、多劳动力需求的工作基础上进入城市家政、康养、文化、旅游等服务行业,这既能满足城市家庭服务的消费需求,又可以提升个人的择业观念,树立职业自豪感和归属感,实现自我价值。现代服务业与现代农业的深度融合能够推动服务业向专业化、品牌化延伸,以创业带动就业,实现妇女多渠道灵活就业。集生产、加工、物流、营销与技能培训于一体的乡村产业发展鼓励女性进入销售服务领域,电商创业进一步突破了地域销售限制,正在以创业吸引更多流动妇女回流或参与家乡特色产品销售服务,实现服务乡村发展与妇女自我发展。

3. 妇女在乡村建设中具有主体性优势

乡村建设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位置,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占农村居住人口半数以上的妇女能够在乡村治理中扮演重要角色,她们有潜力在强化基层服务能力、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与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中发挥重要作用。精准扶贫各项行动为农村妇女提供了多元、多层次的能力建设机会,提升了妇女参与村庄发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她们进入村庄公共治理领域并发挥力量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贫困地区乡村治理正面临因中青年男性外出务工而导致的男性“缺席”现象,需要充分激发女性在村庄治理中的主体性作用,助力实现乡村有效治理。

妇女也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美丽乡村建设的主力军。各级妇联正在积极推动的“美丽家园”建设活动,充分动员妇女建设美丽乡村的积极性,以家园美化推进居住环境的美化,发挥妇女在人居环境整治中的“半边天”力量。这一模式可以继续推广至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美丽乡村建设运动中,加强妇女群体动员能力,以更组织化、更有序以及自下而上的方式配合政府自上而下的措施共同推进乡村建设行动。

4. 妇女是乡村文化传承与文化振兴的重要潜在力量

文化传承与文化振兴能够提高农村妇女精神面貌,激发农村发展活力,加快农村现代化步伐。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一体化建设能够在推进文化资源向贫困地区流动的同时,加强农村妇女的主人翁意识,促其秉承“劳动创造幸福”的美好理念广泛开展“家风宣讲”“垃圾分类”等志愿服务活动,为乡村社区营造和村庄治理创设良好氛围。

农村妇女对文艺活动表现出浓厚兴趣,是乡村文化振兴最好的潜在力量。一方面,农村妇女普遍喜欢在闲暇时参加文艺娱乐活动。以妇女为中心的文化活动可以与培训活动结合,将优良家风乡风、民族传统技艺手工与村庄改造有机结合,也可与乡村产业紧密对接,在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同时,传承乡村文化。乡村多样化文化活动的开展有助于增强妇女能力、提升妇女科学文化素质、提高妇女收入,打造美丽宜居乡村。另一方面,妇女文化活动组织可以成为在当下中国村级公共组织缺失的替代组织,发挥其多重作用。通过集体组织形式,广泛开展文艺活动、志愿服务关爱行动,提升村民对村庄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让村民愿意积极聊村事、热心提建议,助力村庄发展,创新柔性治理新方法,在娱乐中推进乡村有效治理。

三、后扶贫时代农村妇女发展面临的挑战

1. 农业与农村发展政策的社会性别敏感度较低

妇女贫困与反贫困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进入中国扶贫战略与扶贫行动的视野,经过近40年的探索与实践,扶贫政策已经表现出较好的性别敏感度。相较而言,农业与农村发展政策的社会性别敏感度亟需加强。当前越来越多的妇女成为农业生产主要劳动力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但女性劳动力特点以及受教育程度偏低的弱势特征并没有被纳入农业技术创新与推广、农业发展支持政策体系的考量因素之中,农村社会建设与管理政策也较少受到社会性别主流化的影响,成为妇女在农业与农村发展中发挥力量的重要障碍。

2. 农产品生产与销售存在城乡不连续性

促进小农户融入大市场、与现代农业衔接,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中国逐步实现小康社会,人们对食物品质的需求已经升级,从追求种类丰富发展到寻找安全健康的高质量食物阶段;而食物市场的购买者以女性为主,微信社交平台的普及使线上的社区团购、主妇团购和线下的主妇市集等活动,成为女性自我服务、选购食物的全新方式。当前,小农户生产面临的一个突出性问题是农产品销售困难[5]。近年来,一些新的市场组织形式不断出现,绕过大商超、大批发等中间商实现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直接对接,增加生产者收益。但是在这些新市场中,城市消费者与乡村生产者之间在便利消费与交通不便、理性市场逻辑与道义经济逻辑、不稳定消费与季节性生产等方面表现出的不连续性,使得新市场成为一个充满矛盾和不断调整的场域[6](PP45-60)。

3. 农村妇女自组织能力不足

受教育程度不足与有限的生产生活活动半径限制了妇女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妇女接受传播农业生产技术、相关产业技能以及外出交流学习的机会较少,容易被卷入处于产业链低端的高强度、低效益、低附加值工作中,成为极易被替换的廉价劳动力,其市场竞争意识和风险意识也明显不足。妇女组织化参与是满足妇女多样化社会需求、激发社区活力的重要途径,但在现实生活中,不论是加入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还是参与社区治理,妇女都处于“边缘化”地位,虽然有参与权、表达权,但却难以做出实质性的决策行动。2018年,村委会成员中女性所占比重为24%[7],且大多女性在村委会中担任妇联主席职位,在村级政治和经济事务中参与较少。

4. 农村妇女的健康风险防御机制不完善

妇幼健康保障是“健康中国”行动计划的重要内容之一,农村地区基本医疗卫生体系和“两癌免费筛查”等项目将妇女健康问题置于首位,以预防因病返贫风险,但农村妇女健康意识仍然不足,妇女常见病筛查与早诊早治率仍是短板。在人口城乡流动加剧的当下,针对流动妇女的妇幼健康知识宣传工作明显不足,妇女艾滋病、性病等预防控制工作成为难点。

5. 少数民族妇女发展面临更多障碍

受自身受教育程度、饮食结构单一、发展意识淡薄、外出流动不稳定以及传统习俗等因素的影响,少数民族妇女对外来扶贫主体的依赖性较强,主要借助外部主体扶持进入劳动力市场,以“维持型”生计保证家庭稳定增收,避免返贫。但少数民族妇女的生计方式选择并非内生性的,突破现有生计框架推进其发展仍然面临诸多困难。

四、进一步推动妇女发展与乡村振兴的建议

2020年是“十四五”规划与2035年远景目标建议制定的启动之年,更是关乎妇儿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年。为进一步推动农村妇女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笔者尝试对妇女可能面临的新问题和新形势展开总结与思考,并提出建议。

1. 拓展与深化农业与农村政策的社会性别主流化工作

为了培育农村妇女成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政府和社会有关部门必须加强现有农业扶持政策中的性别敏感度,推进农村妇女人力资源开发,为女性从事农业生产提供方便的社会化技术支持与服务体系,将妇女潜在的发展能力变为现实的农业发展力量。为了充分调动妇女在乡村社会建设中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应加强农村各项社会发展政策的性别敏感度,为妇女开展乡村经济活动、社区文化活动、美丽家园与人居环境改造、参与乡村治理等提供有效的支持。

2. 充分发挥基层妇联组织在城乡农产品对接中的作用

稳定的市场体系对妇女稳定的生计尤其是以农业为基础的生计发展至关重要。在妇女自组织能力不足或村级组织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基层妇女组织尤其是县妇联组织必须发挥作用。同时,女性生产者与基层妇联容易形成天然的联盟军,因此基层妇联组织可采取措施推动妇女合作行动,以组织化的方式整合生产供给资源与市场需求资源,发挥信息沟通与组织联结的桥梁作用,实现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供需精准匹配,缩短中间环节,降低信任折损,从而开辟一条新的农产品供应链,解决农户增收、产品销售等困难,帮助农户逐步建立探索市场、对接市场等能力;也可以针对妇女生产者的生产技术、生产信心与互助意识开展持续性的培训与教育活动,针对城市消费者开展乡村休闲游、农产品购买和乡村公益关爱相结合的活动,既为女性农业从业者开拓新的稳定市场空间,又扩大了城市消费者的食物选择,推动城乡联结的路径创新。

3. 提高基层妇女组织化程度

妇女组织化是改善妇女生活、提升妇女地位、增强妇女抗逆力的必要选择。政府、社会组织、公益机构与高校在加强妇女组织化程度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培养土生土长的妇女骨干,加强对妇女的教育培训,将散落于乡村、无组织、无方向且长期从事“隐性”劳动的农村妇女组织起来,借助广泛的“传帮带”活动,鼓励妇女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支持妇女在公共领域的发声,通过参与经济文化活动、环境保护、家风乡风建设等公共议题让妇女的话语被听到、妇女的行动得到支持、妇女的作用得到发挥。

4. 构建可持续的妇女健康防护机制

为增强妇女体质、避免因病返贫、加强“健康中国”建设,应当完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加强政府、企业与社会组织、社会基金的合作,以民政兜底、项目救助、保险理赔等方式实现对农村妇女的全覆盖。拓展妇女“健康”支持的内涵,从脱贫攻坚时代的孕产妇健康问题扩大到不同年龄段农村妇女的保健问题,一方面加强对妇女健康知识的宣传力度,增强妇女的保健意识,做到“早发现、早治疗、少花钱”,另一方面应做好防范肉体暴力、性暴力等工作,切实保障妇女身心健康发展。

5. 以赋权增能转变少数民族妇女发展观念

少数民族妇女发展仍然需要外来力量的支持。在尊重民族文化的基础上,政府与社会组织等开展少数民族妇女发展工作时,既需要坚持民族视角,也需要秉持性别视角,以赋权增能等手段改善其生产生活困境,提升其自我发展能力。政府需要依托教育培训和观念引导有效普及宣传国家政策、劳动技能知识以及性别平等意识,打破传统性别观念塑造的女性“自我牺牲”与服从意识,逐步增强少数民族妇女发展的内生动力与主体性认知。鼓励少数民族妇女走向市场、实现就业、增加收入,尤其是依托少数民族特色文化工艺品和旅游服务等第三产业发展,既可以实现就地务工,也能够推进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加强民族团结,促进社会全面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