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女权史》:还原中国男女平等初探图景
作者:魏国英 资料来源:中国妇女报 发布时间:2021-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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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界定晚清女权运动的贡献与价值,是女性学界关注的热点议题。方祖猷教授的《晚清女权史》给出了清晰独到的解答。该著作者超越男性性别身份,将男女平等置于社会与时代发展的脉络中去考察,发掘尘封多年的相关史料,还原中国男女平等初探的具体过程和多元方式,为读者思考女性议题独特性与社会变革普遍性之间的必然联系,思考妇女解放道路选择与国家民族发展现实的辩证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维度。


如何界定晚清女权运动的贡献与价值,是女性学界关注的热点议题。方祖猷教授的《晚清女权史》给出了清晰独到的解答。该著发掘尘封多年的相关史料,还原中国男女平等初探的具体过程和多元方式,提出诸多新观点、新见解,为我们思考女性议题独特性与社会变革普遍性之间的必然联系,思考妇女解放道路选择与国家民族发展现实的辩证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

晚清女权运动是“三合一”的社会运动

作者提出,晚清女权运动是社会变革、思想启蒙、争取女权“三合一”的群众运动,开启了中国男女平等进程与国家民族命运紧密相连的新征程。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从戊戌维新时期开始,觉醒的知识女性成立戒缠足会、女学会,创办女学报、女学堂,发出“天下兴亡,女子亦有责焉”的强烈呼声;到辛亥革命前十年,进步的知识女性从女学会发展为女权团体,从女学报发展为宣传平等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革命刊物,甚至结成女子军、女子革命社团以及军事训练队、女子暗杀团等组织,矛头直指列强侵略和君主专制的国家体制。这一切,既是女性争取男女平权的自觉行动,也是她们促国家强盛、保人民安康的爱国行动,更是她们参与社会变革和反帝运动的实际行动。

其二,在积贫积弱的中国封建社会末期,救亡图存、变法图强的爱国运动爆发,为女性走上社会舞台、争取自身权益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条件。同时,“女权主义者”主张“民权与女权如蝉联跗萼而生,不可遏也”,只有全体国民享有体面公正的国权和民权,女性的平等权益才有保障,并用自身言行推动争女权与争国权争民权不断交融与协调发展。

其三,晚清女性对自我价值和自身权益的认知,是在参与救亡图存的社会运动中被激发的。晚清最后十年,知识女性积极投入拒俄运动、废止美约抵制美货的反美运动、以保卫路权为主的收回国家主权运动等爱国运动,在社会实践中自我价值和平等意识得到提升,进而爆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女校师生罢教、罢课斗争。作者以此类事件为例,明确提出那种认为“晚清时期妇女投身于爱国救亡运动,其独立意识的觉悟、自主意识的觉醒,并没有得到改善和提升”的意见,“是值得讨论的命题”。

晚清女权主张植根于中国国情

作者认为,“任何女权主义必然是国族语言下的女权主义”,晚清女权主张是植根于中国国情、服务于中国妇女解放的生动体现。

西方先进文化的输入,冲击了几千年中国封建社会造成的愚昧与落后,是推动晚清女性前行的思想动力。但晚清知识女性对西方“女权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并没有照搬照收,而是依据自己的认知与判断,有取有舍。她们主张输入“西方的学问”,但不能输入“西方的风俗”;要以“输入最新的为主”,但不能抄袭,应与中国文化融会贯通,创造出中国需要的新学说;输入的目的是为了赶超西方文明,呼吁“亚洲女杰胜欧杰,不拜罗兰拜木兰”。作者指出,晚清知识女性并没有 “对西方先进文化的价值顶礼膜拜”,“而是不卑不亢,表达的是中国文化的宽容性和进取性”。

先进知识女性对西方自由平等思想的倡导,与其时主张学习西方“制械”技艺的洋务派有所不同,洋务运动既为了救亡,也为了加强君主专制体制;而维新派女权运动,虽然也是为了救亡,却“自觉不自觉冲击了清廷的君主专制”制度。推行戒缠足、兴女学、争平等的女权运动,就要破除男尊女卑的封建礼教,打破女子“足不出户”的社会习俗,必然冲击封建专制政体。维新和革命成为晚清“女权主义者”前后相继的奋斗目标,这是中国国情使然,也是晚清女权运动与其时西方女权运动的差异所在。因此,作者不赞成以“晚清女权主张是国族语言下的女权主义”为由,贬低或否定晚清女权运动的丰硕成果和重要影响。

晚清女权运动主体力量是先进知识女性

该著探讨了在晚清女权运动中,先进知识女性的主体作用。作者认为,先进知识男性在晚清男女平权探索中发挥了先导作用,这是中国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等诸因素决定的。在女子觉醒并奋起抗争之初,“明达”男子的启发与支持是历史的必然,是推进女权的必要方式。中国人开办的第一所女学堂是上海“女学会书塾”,是1897年由康有为、梁启超参与设计,由官绅维新派经元善发起和经营的,先进男子是发起创办女子学堂的主要力量。但在筹办过程中,主力则由男子转为女子。女学会书塾先后召开了四次筹备会,前两次是男董事会议,后两次是女董事会议,书塾的管理和教学,全由女性承担。中国第一份女报——《女学报》的编辑和主笔,也由女性独立操作。进入20世纪,女性自主倡办或以女性为主、男性为辅创办的女学堂、女子报刊、妇女团体纷纷出现,还发生了反对男监督(校长)压制女学堂学生的罢课风潮。其后,先进知识女性在争取女权的自觉性与可行性上,有了更深入的思考和行动,主体作用得到充分发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主张超越男女教育平权,追求以自立性、独立性为主要内容的女权。她们倡导女子求得独立女权的方式是“尽义务以求自立”,经济自立的女性才能尽义务谋平等;认为“女子苟能实业,即为自立之首基”,女子承办实业是经济自立的首要条件;主张女子走向社会,承担起管理国家的责任,并开始相应行动。

二是反对女学堂灌输封建礼教。清廷学部1907年上奏的女学堂章程得到批准,女子教育被纳入了国家教育体系,但在女学章程中明确提出的“保存礼教”的宗旨,引起知识女性强烈不满与反对。她们先后发表《论班昭》《女子无才便是德驳》等文章,集中批判《女诫》对女性卑弱的教化,笔伐封建传统俚语对女性的伤害,还集体罢课抵制学堂开设封建纲常礼教课程。

三是提出“女性是国民之母,更是女国民”。20世纪初,社会上一些持保守观点的人仍坚持认为“国民之母”并非女国民,其所生的“伟大之国民”,是男子而非女子。先进知识女性坚决反对保守派的观点,发表文章和演讲,明确提出“不管是母亲还是女儿,都是不折不扣的女国民”。并在女学堂传唱《女国民歌》,形成“我女子亦国民”的社会舆论。作者以晚清女权运动的实际状况说明,晚清时期并没有“出现以男性为主体的女权主义”,不赞同“将当时的女权主义全定位于男子主体性的女权主义”。

该著作者超越男性性别身份,将男女平等置于社会与时代发展的脉络中去考察,对晚清女性和女权运动客观真实的评价是令人信服的:晚清女权运动与救亡、启蒙、维新、革命等关键词紧密相连,为民国初年以及“五四”时期的妇女运动留下诸多精神遗产;其后中国妇女运动由女权运动扩大到妇女解放运动,但赢取女权仍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晚清女性对于男女平权初探的历史踪迹将永远镌刻在中国妇女解放的画卷上。

(作者为北京大学校刊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