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与妇女发展:理论与经验”学术研讨会专家观点集锦(二)
作者: 资料来源:性别研究视界 发布时间:2021-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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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二:性别与发展实践及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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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嘉宾:高小贤

■ 陕西省妇女理论婚姻家庭研究会创始人

■ 发言题目:妇女/性别与发展:从本土化到中国经验

这是一份基于个人经验的观察和思考。20世纪90年代初妇女/社会性别与发展随着国际发展援助项目进入中国后,我一直在农村社区发展一线工作,经历了由本土化的自省到中国经验的思考。

性别与发展(GAD)进入中国有着不同于其他国家得天独厚的条件:它和中共一直倡导的男女平等、妇女能顶半边天等主流话语合拍;和妇联从延安时代开始的“以生产为中心”的妇女工作方针(一直延续到新中国)在方向和内容上有高度的一致性或相似性;中国上个世纪50年代的集体化运动,积累了一整套成熟的动员农村妇女参与生产的工作方法和经验,也训练了一大批有着丰富农村妇女工作经验的基层干部;这些不但使得妇女/性别与发展进入中国很少遇到阻抗,而且还为这一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落地提供了沃土和人才储备。

任何外来的理论要落地生根,必须有内在的需求和动力。妇女/性别与发展在中国对接的操盘手多数是民间的妇女组织。在参与式发展和社会性别与发展进中国之前她们已经组织起来,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库中寻找解决当下妇女问题的理论资源;不同于一些国际机构的衍生组织,她们有着清晰的定位和使命感,项目具有相对的独立性(独立设计、独立申请、独立执行);创始人和核心骨干是一批新中国培养起来的理想主义者,对社会改革充满热情,对外来理论有着极浓的学习兴趣,知青或当兵的经历使得她们具有乡村情结和底层关怀,多数有体制内背景,兼学者与行动者于一身。正是这样一群人,在一个恰当的时间段,遇到了一个适合自己的理论并获得了实践的机会和空间,于是,让两种文化碰撞后发生了有趣的化学反应,一度被忘却的中共农村妇女工作的经验重新被激活,产生了一些独具特色的项目案例。这些案例和实践不只是妇女/性别与发展理论的本土化,它是在传承中共农村妇女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吸收接纳了外来理论与方法之后的创新,是一个“即中即西”的混合体。遗憾的是,这些实践和经验还有待于理论打磨和提升。今天的中国已经由受助国变为援助国。希望中国的对外援助能够借鉴这些经验,让它成为中国软实力的一部分。好的援助模式应该是:资金+中国经验(涵盖理论、方法、工具和案例等)+有丰富社区经验的专业发展工作者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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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嘉宾:张传红

■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合作学院国际发展援助中心主任

■ 发言题目:性别视角下的世行和中国对非援助比较

性别不平等是人类历史上最持久存在的不平等形式,也是影响人类发展的最大障碍。1995年以来,全球性别平等事业取得了很大进步,但近年来出现逐渐放缓的趋势。如何扭转这一趋势,实现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性别平等目标,需要全世界的共同努力。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及多边援助机构就将对外援助当成发展中国家实现性别平等的重要途径,这些援助是否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性别平等?不同援助机构和不同部门的援助是否呈现出援助效果的差异?中国作为新的国际发展合作范式的引领者,今后应如何更好地通过国际发展合作为促进全球性别平等做出贡献?通过利用AidData和Afrobarometer的地理信息数据,对中国与世界银行对非洲34个国家的援助项目进行比较研究发现,与中国援助项目相比,世界银行的援助项目更能提高受援国民众的性别平等意识;不同部门的援助项目对促进性别平等的效果也呈现出差异性,对教育、健康及政府和民间组织等性别敏感部门的援助对提高女性性别平等意识效果明显;对女性性别意识的提高要高于男性。这一研究结果对探索如何通过国际发展合作促进全球性别平等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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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嘉宾:杨力超

■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博士

■ 发言题目:反思与展望:参与式发展在中国的实践和演变

国际发展援助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进入中国,“参与式”、“赋权”、“社会性别”等发展理念在推动中国农村发展和减贫等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并融入中国发展领域的主流话语。参与式发展有助于提升援助对象自我发展的能力、改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决策关系、搭建行业发展交流网络、推动社区内的体制变迁、补充和矫正政府管理部门的理念,以及推动政策的有效落实。2008年的汶川地震、全球金融危机和互联网革命触发了一系列对参与式发展理论的冲击和影响,参与式发展逐渐式微并面临创新与转型的挑战。在中国消除绝对贫困和乡村振兴的战略背景下,对“参与式发展”在中国的理论与实践演变进行反思,有助于推动中国的发展经验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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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嘉宾:朱秀杰

■ 河海大学性别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

■ 发言题目: 国际金融组织发展项目推动GAD的模式及反思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加大对中国发展项目投资贷款和技术援助。90年代以来,在社会性别主流化的背景下,几乎所有的国际金融组织都将性别平等作为自己的政治承诺或基本原则,纳入到所有的立法、政策、项目中。基于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在中国实施的发展项目实践,通过分析这些项目推动性别与发展(GAD)的模式、经验以及存在的问题,研究发现以亚洲银行为代表的国际金融组织已经形成了一系列的相关政策,设立了相关机构和人员,并开发了相关工具来推动社会性别主流化,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内不同层级政府以及不同政府部门对性别问题的关注。但这些组织在推动社会性别主流化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过度关注形式和文本,对项目区实际情况的综合考虑欠缺;二是工具开发与更新不够,导致实施机构认为性别主流化的影响仅仅取决于几条基本原则或几个表格;三是过度关注数字的完美,有时已成为数字游戏;四是对中国本土妇女组织和妇女发展能力的实践关注和推动有限。在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项目中,我们迫切需要思考如何重视社会性别概念及分析方法与本土经验的融合,如何以及建立什么样的社会机制有效保障社会性别主流化和性别与发展(GAD)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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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嘉宾:张艳艳

■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博士生,中科院地理所国际生态系统管理伙伴计划研究助理

■ 发言题目:农村妇女赋权与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参与式行动研究的社区案例

 全球范围内农业生物多样性迅速减少,我国农作物品种资源保护形势亦不容乐观。农业生物多样性的原地保护是与生产结合在一起的,需要农村社区的广泛参与。农村妇女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主体,是农业生物多样性的实际保护者和利用者。如何发挥农村妇女的主体性作用,调动其参与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积极主动性,并从中受益、得以可持续发展值得探索。

对古寨社区的调查研究发现,在F机构长达二十年的参与式行动研究的支持下,社区妇女积极参与传统品种资源的保护,结合生态农业,成立妇女合作社,与多元市场对接,实现了社区的“经济、社会和生态”三重可持续发展。其中,妇女赋权可以加强农村妇女的领导能力和社会经济能力,唤醒农村妇女的主人翁意识,提高她们为社区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和从中受益的总体能力;多方参与形成的多机构多元化支持在妇女赋权和社区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农民合作社的多元化一体化发展是我国农村发展的重要路径,可以带动农村妇女积极参与到乡村振兴和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进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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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议人:赵捷

■ 云南省社科院社会性别与参与式工作室原主任,汕头大学妇女研究中心客座教授

我所评议的三篇文章围绕参与式与社会性别议题,从宏观角度,基于发展脉络有历史的概述和分析;从中观角度,以亚行为例介绍了机构的相关运作和评估;从微观角度,以个案为例分析了社区项目的推进与影响,都是难得的研究,特别是在谈一带一路与性别平等发展时,让我们从多维角度,再次审视参与式发展与妇女/社会性别的关系,这样的策略所带来的影响和改变,相关经验的魅力和潜在问题的分析,包括未来挑战和对策,都有重要借鉴意义。

关于社会性别、参与式发展,有三个方面的问题需要注意。一是在发展领域谈“参与”有三个维度:理念、工具和机制化,缺一不可,否则如盲人摸象。尊重平等的理念是动力;践行工具要走心,民主与互动才不会成为“游戏”;当人人都乐意遵守理念和工具组成的体系即机制化,不守规矩就无法实现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局面时,才算真正的参与。二是参与与性别平等发展并非自然关联,“自然”的却是根深蒂固的性别不平等文化,在“尊重与包容”的原则下如何识别性别刻板印象的意识和行为,不让它们也“参与”到项目决策和资源分配中,防止在旧有土壤上“再造”性别差距很具挑战性。三是协助者在参与中能不能对自我的身份、学识立场有所反思并进行自我“革命”,腾空间给同伴或合作者,让不同观点和利益流动并互动,这是应对所有挑战和保障参与式与性别平等发展成功的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