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解放应是由性别对立走向平等和谐 ——由脱口秀女演员杨笠“调侃男性”成热点引发的思考
作者:薛芮 资料来源:中国妇女报 发布时间:2021-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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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脱口秀女演员杨笠在综艺节目中“调侃男性”的表演成为了舆论热点。本文作者认为,杨笠事件所引起的两性对立的背后,是根深蒂固的性别束缚。女性意识的觉醒固然是一缕希望之光,但也要警惕赋权的方式与程度,切勿让性别话题流于“流量”的角逐。性别平等的愿景并非只通过女性的努力便可实现,性别解放应是由性别对立走向自由与平等,而不是其中任意一方的制胜。“和谐”虽然不易,却始终是人类社会的愿景。


近日,脱口秀女演员杨笠在综艺节目中“调侃男性”的表演成为了舆论热点,甚至被实名举报,称其演出内容涉嫌“性别歧视、宣扬仇恨、煽动矛盾、制造性别对立”。脱口秀被认为是有关“冒犯”的艺术,然而杨笠因在脱口秀表演中吐槽男性而被举报,这一事件在网络上引发了一场趋近于狂欢化的双向愤怒。总体来说,愤怒的双方分别是一部分认为自己受到了侮辱的男性,以及一部分对这些愤怒的男性感到愤怒的女性。而这场狂欢化愤怒的背后既蕴藏着女性意识的觉醒,也隐藏着需要警惕的性别思考。

愤怒从何而来?

杨笠的脱口秀之所以引起部分男性的愤怒,从表层原因来说,一方面是因为其内容中对男性的“冒犯”偏离了一种“约定俗成”的“度”。这个“度”既包括冒犯的深度,也包括冒犯的广度。从“为什么有些男人明明那么普通,却可以那么自信”的疑问,到“男人还有底线呢”的反问,吐槽男性的“深度”由“自信”变成了“底线”,“广度”仿佛也从部分男性扩大成不予界定的所有男性。另一方面,与其他较被观众熟知的脱口秀演员的创作内容相比,杨笠的很多文本并非紧密围绕着自身故事的特指出发,亦并非是消费和调侃特指故事中的男性,而直接扩大化的攻击整个男性群体。虽然这样的艺术手法能收获相当一部分观众的共鸣,却也将“攻击不平等关系”的初衷演变成直接攻击广义的不平等关系中的一方,从而很容易使这广义的一方感受到“被侮辱”。

当部分男性发出指责杨笠、攻击杨笠、举报杨笠的愤怒的声音,众多女性也以愤怒回击,认为举报和攻击杨笠的男性是在“对号入座”,评价此类男性“经不起调侃”或“受不了挫折”,反驳“为什么女性被嘲讽就是常态而男性被调侃就是受侮辱”,其中也不乏一些夹杂着贬义网络用语的回击。

渐渐,在这场粗糙分成男女两性两大阵营的相互攻击中,焦点问题仿佛已经超越了“杨笠被举报”事件本身,演化成了一场狂欢化的愤怒。巴赫金的狂欢理论中强调“身体”是自我与外在之间的沟通桥梁。虽然在杨笠受到争议的脱口秀内容中没有直接描述“身体”本身,但性别议题始终也是从身体出发的文化建构。于是,在这场双向愤怒中,人们借助网络这一虚拟平台,更加能够将立场置于非日常生活的时空之中去发起“狂欢”,以争论“杨笠被举报”事件作为一种仪式或活动来摆脱社会性别秩序的束缚、释放基于社会性别身份的种种压抑。

狂欢与僭越中的女性意识觉醒

通常来说,大众喜欢脱口秀的原因之一,是脱口秀能够以喜剧模式来揭露不平等关系,杨笠在脱口秀表演中对男性的“敌意”便是来自于两性间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关系是社会长期存在的父权文化结构导致的。父权文化将两性的性别角色塑造为强弱与优劣的划分,从而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造成了男性对女性的统治。从杨笠事件的狂欢化愤怒可以看出,这种性别不平等的秩序已经压抑久矣,而众多女性在这场狂欢化愤怒中的回击,是女性意识觉醒的发声。

虽然杨笠事件体现出了可观的女性意识觉醒,但在当下的女性主义意识传播(尤其是网络化传播)过程中,也需要警惕狂欢与僭越的尺度。

历史上,女性主义的核心始终在于“权”,其矛头是父权制结构,根本出发点是摆脱女性的“他者”身份、拥有与男性平等的机会与权利。女性主义理想的实现,需要通过推动社会各界的体制和机制建设来改善现有的不平等现象。真正的“女权”并不是要女性成为压倒男性的胜利的一方,女性主义所倡导的“女权”是“人权”,而“男权”代表的是“特权”。

由性别对立走向真正的性别解放

杨笠事件之所以引起部分男性的愤怒、举报、攻击,其深层原因,也与父权文化不无关系。辩证来看,在长期存在的父权制结构中,很多男性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受害者。男性身体和男性身份,也在父权中心的文化下成为了权力运作的对象和场所。在出生和成长过程中长期承受“男性气质”的焦虑,既会使男性下意识地贬损女性,也会使男性在受到女性的攻击和指责时表现得更加愤怒。从这一角度来说,类似于父权社会对女性主体性的无视,男性的主体性也存在被忽略的可能性。虽然男性所遭受的父权制文化的压力和束缚更为隐秘,但男性与女性一样都有着打破父权制结构禁锢的需求。

在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之后,西方学界的男性研究开始涌现,例如,艾伦·闭塞森认为,男性研究与女性主义一样,需要阐述性别和男性身体建构的权力关系;约翰·麦克因斯指出,男性气质作为由父权制建构的意识形态,其目的是为抵制现代性的兴起和维护男性特权,因此在历史发展中势必走向动摇和终结。归纳而言,男性解放运动的主张是建立颠覆父权文化传统的男性性别视角,女性主义的目标也是突破父权制结构的压迫去实现性别解放。可见,女性解放与男性解放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关系,其目的都围绕着性别自由与平等。

杨笠事件所引起的两性对立的背后,是父权文化根深蒂固的性别束缚。对此,女性意识的觉醒固然是一缕充满希望的阳光,但一方面要警惕维权或赋权的方式与程度,另一方面也切勿让性别话题仅仅成为媒体和流量的红利。真正的“女权”并非是只有女性才能拥有的价值观,性别平等的愿景也并非只通过女性的努力便可实现。男性首先需要摒弃对女性的偏见,女性亦无需以仇视的态度应对男性群体。我们所追求的理想的性别解放,应该是由性别对立走向自由与平等,而不是对立双方中的任意一方的制胜。“和谐”虽然不易,却始终是人类社会的愿景。

(作者单位:北京林业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