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建“一带一路” 加速妇女发展 ——“一带一路与妇女发展:理论与经验”研讨会综述
作者:石鑫 资料来源:性别研究视界 发布时间:2021-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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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在和平发展旗帜下提出的国际合作新模式,也是中国以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为原则、旨在沿线国家互利共赢、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新探索。“一带一路”为中国和沿线各国妇女发展创造了新平台和新契机。各国妇女和妇女组织的参与也为“一带一路”建设奠定坚实的民心基础。习近平主席在两次“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主旨演讲中,都强调要加强各国议会、政党、民间组织往来,密切妇女、青年、残疾人等群体交流,这凸显了妇女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性。随着“一带一路”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不断提升,“一带一路”与妇女发展日益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

2020年12月28日,由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国际妇女研究室和《妇女研究论丛》编辑部共同举办的“一带一路与妇女发展:理论与经验”研讨会在线上召开。来自全国近20家科研单位、社会组织以及国际机构的专家学者以及妇联组织的实务工作者参加了研讨。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所长杜洁在开幕式上致辞,妇女研究所副所长姜秀花主持开幕式。杜洁指出,在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受到疫情冲击的背景下,共建“一带一路”仍呈现出十足的韧劲,研究者和实践部门工作者应从理论和实践中思考如何转危为机,在“一带一路”中充分发挥妇女和妇女组织作用,推动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与会专家就“妇女和妇女组织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发展援助中的性别与发展理论和实践”、“跨国流动与妇女发展”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多角度宽视野地呈现出“一带一路”建设中妇女发展的实践进展与理论探索。


妇女和妇女组织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妇女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参与者、推动者和受益者。当前,越来越多的女性参与到“一带一路”的投资、贸易、建设项目以及人文交流中。妇女组织在其中也发挥了重要的枢纽作用。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委员、全国妇联联络部原一级巡视员宋文艳从国际层面分析了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和妇女发展的有利因素,包括各国执行消歧公约和北京行动纲领、实现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各区域发展议程、中外合作交流机制的深入等,并提出了运用这些有利因素服务“一带一路”与妇女发展的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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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国际公益学院副院长黄浩明教授通过介绍“一带一路”建设的外部环境、比较国际社会非营利组织发展模式,以及分析国内妇女民间组织的优势和不足,提出了妇女民间组织参与“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的具体对策,包括提升国家意识、建立合作体系、促进能力提升和人才培养等。全国妇联联络部原副部长、原正局级巡视员、中国女企业家协会原副会长龙江文从自己多年从事外事活动的经历出发,介绍了全国妇联和女企业家协会等妇女组织在推动“民心相通”中的优势和贡献,以及沿线国家女性对“一带一路”的积极参与。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石鑫梳理了云南和广西的妇女组织在“一带一路”“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中的合作与能力提升,分析了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促进妇联和女性社会组织协同发展的动力和路径。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社会责任办公室国际项目总监郑剑以中纺联项目为例,介绍了在海外中资企业推进性别平等的实践路径。针对海外中资企业中员工对性骚扰、孕期和哺乳期劳动权益保障知识认识不足等现状,项目采取了建立性别友好的企业制度,改善人力资源系统和社会责任绩效,收集区域层面优秀案例并推广等措施,发现女性赋权与领导力提升可以大力促进行业和企业的生产力,而在更大范围内赋权女性并提升企业女性领导力则需要多方共同参与。

了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妇女状况和性别文化,是开展妇女交流合作的基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郑筱筠研究员从文化教育、婚姻家庭、政治和经济参与等维度,介绍了摩洛哥女性的发展模式及其特点。云南民族大学社会学院副院长、尼泊尔研究中心主任沈海梅教授介绍了世界“第三极”喜马拉雅地区妇女的减贫实践,指出南亚妇女受到印度化发展模式的深刻影响,女性要改变在经济、政治、社会层面对父权制的依附极为重要。中华女子学院国际教育学院王丹凝教授以东南亚澜湄项目和东北亚半岛和平与发展事务为例,分析性别文化交流如何可以促进民间交流,提出要在尊重各国不同文化背景的同时,在联合国的框架下达到民心相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世纪妇女发展选择(DAWN)执委会委员蔡一平立足新冠疫情暴发后复杂多变的全球背景,从女性的经验和性别的视角,对疫情应对的主流叙事加以批判和分析,指出女性在疫情中的经验、女性主义对和平与关怀的思考和分析,为理解疫情的应对提供了新的视角,在强调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的当下具有特别的现实意义。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理论室主任马焱研究员在评议中指出,中国在深度参与全球治理的进程中,性别平等已成为非常重要的议题。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妇联组织、女性社会组织、行业协会、企业等治理主体发挥各自优势,开展实践探索,开辟了新的理论探讨空间。她认为,对妇女组织协同发展的机制与路径、企业在履行性别平等的社会责任中形成的中国经验等做更深入的研究、提炼和推广,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李英桃教授指出,“一带一路”建设涉及的性别问题,与区域、代际、种族、发展等问题密切交织,呈现出巨大的差异,在研究中要体现差异性和交叉性。除“民心相通”外,“五通”都应该与性别有机结合,需要考虑如何把性别主流化纳入“五通”。另外,“一带一路”对妇女和家庭、国家关系的影响,以及如何构建新的性别文化等,也应作为研究的重点。


国际发展援助中的性别与发展理论和实践


中国发展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大大增强了中国在发展理论建构中的话语权。如何提炼中国经验,讲好中国故事,关系着“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与沿线国家如何开展合作与援助。陕西省妇女理论婚姻家庭研究会创始人高小贤回顾了由西方主导的“妇女与发展”话语在中国的传播和本土化历程,辨析了其与中国发展实践,如四三决定、集体化运动、双学双比等的关联,指出“妇女与发展”不是一个外来的发明,而是根植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运动之中,是中国现代性的一部分,两者最大的差异在于分析框架和干预路径。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由被援助国转变为援助国的身份,亟需对中国的发展理论、方法、工具、案例等进行梳理,将资金援助与中国经验相结合,打造最佳的对外援助模式。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杨力超副教授回顾了参与式发展理论引入中国的历史脉络,分析了参与式发展在中国形成的不同谱系的发展,反思了参与式发展理论与方法对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贡献与不足,提出参与式发展必须适应当前社会治理的新趋势,加强对民间组织的培训,建立平衡发展的问责体系,促进政府和民间组织的互动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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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张传红副教授从性别视角比较了世界银行与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发现世行援助项目对性别平等意识的关注度高于中国项目,对教育、健康及民间组织等性别敏感部门的援助对提高性别平等意识的影响高于其他部门。她建议中国作为南南合作的倡导者和引领者,应将性别平等议题纳入国际发展合作实践,吸收传统国际援助的经验,探索出更有效的促进性别平等的国际发展合作方式。河海大学性别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朱秀杰副教授梳理了国际金融组织在中国实施的发展项目中社会性别主流化的实践,分析了亚洲开发银行发展项目的优势主要在于注重项目全周期的性别平等意识、充分运用参与式评估工具、重视利益相关者的协商以及建立针对性别平等的监测评估机制,但还存在脱离实际,过度关注文本、数字和表格,满足女性现实需求和战略需求存在矛盾,以及GAD(社会性别与发展)概念难以被基层工作者理解和接受等问题。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博士生张艳艳通过对一个农村社区妇女参与式发展项目的个案研究,探讨了农村妇女参与乡村振兴和保护农业生物多样性的具体路径,包括妇女赋权、多方参与和建立合作社平台。

云南省社科院社会性别与参与式工作室原主任赵捷教授在评议中强调,谈到参与式发展要关注理念、工具和机制化三个维度。这三个维度结合好,参与式才真正有生命力、可持续性和创造性。参与式发展的协作者的自我学习和反思也非常重要,如果不能吸收协作伙伴的观点和利益,参与式发展就会停滞,难以实现创新。

跨国流动与妇女发展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妇女走出国门,参与全球化的大生产。跨国流动对妇女发展和性别关系的影响也引起学者和行动者的关注。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陆继霞教授对南南人口流动的整体状况与其中的性别平等议题进行了研究述评,指出在南方国家之间流动的移民数量已超过南北流动,其中女性人口的流动受经济和社会因素的共同驱动。她指出,以往研究认为,女性家庭人力资本投资与生计策略限制了女性迁移决策和迁移能力,但新的研究发现,迁出国的性别不平等也会在某种程度上促进女性的外迁。在迁入国,性别不平等会影响女性就业机会,出现了低技能男性移民对技能相对较高的女性移民的排斥。这表明,在南南人口流动过程当中,无论在迁移前后都会存在性别不平等,对女性在劳动力市场当中处于不平等地位产生一定的影响。南宁师范大学法学与社会学院副教授黄鹏丽的研究关注流向越南的中国女性的性别身份协商,发现在跨国流动过程中女性在养家方面的责任和能力在增长,同时顾家的责任却没有减弱,而男性的性别责任仍以养家为主,顾家的责任并没有增加。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助理研究员陈民炎则通过对云南河口归侨女性的日常经验研究,发现由于中越边境特殊的地理、历史原因,形成了女性从事贸易活动、男性顾家的家庭生计传统,因此在归侨家庭里面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男主内、女主外的性别分工,这样的家庭分工格局既是他们应对外在政治经济格局变化的深思熟虑,又是归侨家庭内部成员之间协商一致的结果。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黄岩教授的研究团队以埃塞俄比亚东坚工业园的中国女工为例,探讨了女性跨国流动带来的自我赋权与挑战,学院博士研究生王笑娴在发言中提出,劳工女性可以通过跨国流动挑战父权制的束缚,模糊城乡二元界限,以技术赋权对抗资本力量,重塑性别主体认同,实现女性从依附性迁徙到自主性流动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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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王曦影教授在评议中指出,跨国流动促进了女性资本的增加,女性的主体性在流动中也充分发挥出来。对于跨国流动女性的研究,可采用交叉性研究视角,从女性的生活出发,观察家庭和社区因素的影响,同时也要充分纳入种族、阶层、政治、历史的因素,更好地体现历史的脉络和全球交流、沟通的脉络。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黄玉琴教授也指出,女性参与跨国迁移的动因以及迁移对家庭关系、两性关系的影响,迁移女性的主体性、不同性别的跨国移民的在地融入等是南南流动研究中非常重要的议题,对跨国流动中的婚姻移民、中介网络、基础设施和情感转向、南南迁移流动中的意识形态碰撞等的扩展研究,都有助于呈现更完整的女性跨国流动图景,在理论建构方面具有很大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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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石鑫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编辑:赵凯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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