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25】妇女在经济领域的发展与赋权
作者:金一虹 资料来源:性别研究视界 发布时间:2020-09-29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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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通过了《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成为全球性别平等运动的又一里程碑。在北京世界妇女大会25周年到来之际,性别研究视界特推出纪念“北京+25”专栏,以《行动纲领》12个重点关切领域为主线,全面反映北京世妇会以来,特别是2015年全球妇女峰会以来,我国妇女发展与性别平等取得的进展,并对今后发展进行展望。本期推出第十一篇:《妇女在经济领域的发展与赋权》。


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将妇女与经济列为12个重大关切领域之一。在经济领域推进性别平等和赋权妇女,不仅是国际社会的发展战略和行动准则,也是我国执行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重要基础。25年来,我国政府践行推动男女平等的承诺,在促进经济领域的平等发展与妇女赋权方面取得很大进展。


01 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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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经济参与的制度保障更加完善。

国家积极推进男女平等的制度建设,通过制定一系列法律法规进一步确立了消除就业歧视、保护妇女平等经济权利的原则。同时,在顶层设计层面,国务院自1995年以来先后制定发布的三个阶段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始终将“妇女与经济”“妇女与社会保障”列入优先发展领域。在2011-2020年的《纲要》中,还加入了缩小“男女非农就业率和男女收入差距”的重要目标,体现了国家在经济领域推进男女平等的目标不仅局限于劳动就业,还涵盖了分配和再分配领域,兼顾了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

女性广泛参与劳动,就业结构呈现优化趋势。

中国妇女经济参与度较高,劳动参与率保持在60%以上。职业结构也不断优化,最明显体现在:一是农村妇女加快了职业的非农转化。从2000年到2010年间,农村妇女以每年1.4%的速率在转化;而在2010到2017年间,这一速率提高到了每年以5.5%,7年中从事农林牧渔水利生产的女性比例下降了20.3个百分点,与男性退出这些职业的速率接近。二是女性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从 2010 年的7.8%提高到 2017  年的11.1%,升幅是男性的2.3倍。2017年,女性在研究和开发机构(R&D)中的占比达到33.4%,在医药科学研究开发人员中达到53.4%,超过了半数。

妇女的经济权能得到提高。

主要体现在妇女经济参与领域的扩展、参与经济决策和管理比例提高、拥有的资金、组织、技能等发展资源更多。2018年女性在企业负责人中的占比达到1/4,这一比例在1995年仅占一成;女性的就业分布也从纺织、服装、餐饮、零售等传统行业逐步走进新兴产业领域,在互联网创业者中女性已占到55%;女性在基层管理中的影响力在加大,2018年女职工在企业董事会、监事会中的比重达到或超过四成,均比2010年有明显提高;女性组织的发展资源得到增持,增量资源大部分来自政府的资金注入与主持,如面向妇女的小额信贷、劳动技能培训以及面向农村妇女农业技术培训的“阳光工程”等。

女性经济权利保护、劳动就业环境得到改善。

针对近年来劳动就业中较为突出的性别歧视问题,2019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牵头九部门制定了规范招聘行为的通知,将防治性别歧视的关口前移至招聘环节,同时建立了人力资源市场监管、劳动保障监察执法、联合约谈、司法救济等维权机制;在国家层面加强反歧视制度建设的同时,地方政府也强化了法律法规的落实和监督力度;全国执行《女职工特殊劳动保护规定》的企业比例从2010年的54.9%提高到2017年的71.2%。

妇女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水平得到提高,妇女参加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等保险的人数明显增加。值得一提的是,女性参加生育保险的人数在2010年到2018年间增幅达到了66.3%。


02 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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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就业歧视、实现男女平等就业依然存在障碍。

从女性就业趋势看,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下降明显,相当一部分妇女因育儿和家庭照料而不得不退出劳动市场,我国女性就业出现从“倒U型就业”向“M型就业”转变的趋势。从制度层面看,尽管国家通过规范招聘行为对就业中的性别歧视划出“红线”,但在对雇佣方将对女性的“显性歧视”变为“隐形歧视”的应对上仍显无力。从农村女性非农转移情况看,流动妇女的劳动参与率仍低于流动男性约20个百分点。在贫困地区,2017年,仍有80.6%的农村妇女滞留于农业,其非农转移率不仅远低于全国农村的平均水平,也低于贫困地区男性22个百分点。

妇女就业存在非标准化、非稳定化趋势。

随着“互联网+”带来的新就业形态迅速发展,灵活就业也有了更多样、更复杂的形态,妇女就业出现短工化和非标准化趋势。非正规经济本身具有的脆弱性,使得多数处于低技能段的非标准就业女性难以实现体面就业。

就业结构的性别分层。

职业的性别隔离程度是衡量劳动力市场是否达到性别平等的一个重要指标。有研究显示,尽管女性就业结构发生了积极变化,但实际的性别隔离指数仍呈递增趋势,特别是当纳入受教育因素后,职业的性别隔离指数提高了33%。在单位负责人中,2017年,男性比例是女性的2.2倍,而在从事农林牧渔水利生产的人员中女性的占比超过男性将近10个百分点。在专业技术人员中,专业层级越高,性别分化越明显。2018年,女性在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中的比例分别为6.37%和4.92%。在经济管理层,男性依然占据绝对优势,拥有女性高级管理者的中国公司只有18%,在中国公司中女性董事和CEO的比例分别是10.7%和3.2%,在中国上市公司中,女性领导者只占9.4%。

分配领域的性别差异。

收入是劳动价值和社会公正的体现。一项基于第二期和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比较分析的研究证实:在我国,不仅存在男高女低的收入差距,且这一差距在21世纪的头一个十年呈扩大趋势。收入分配领域的性别差距,不仅表现在传统的“同工不同酬”式的“显性歧视”上,更多地表现在不易察觉的“隐性歧视”上,即“分配性性别歧视”(指的是女性大量在低收入的职业岗位或工作单位)和“估价性性别歧视”。即便男女两性的技能要求和工作强度相差无几,给予女性为主的职业的报酬要低于以男性为主的职业的报酬。此外,在经济资源获得方面(作为重要生产、生活资源的土地、宅基地的权益)、社会保障等再分配领域,妇女依然存在权益受损时难以得到救济的情况。


03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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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更有针对性和更有力的公共政策以保障女性公平参与经济活动。

为避免就业领域中的“母职歧视”和分配领域中女性因生育和无偿照料劳动遭受“收入惩罚”,一是建议将生育保险的覆盖面扩大至在民企、小微企业和其他非标准就业的妇女;二是建议在国家与家庭、男人与女人之间重新分配照料责任。国家既需要投入更多的公共资源用于支持0-3岁的儿童照顾和老人照护的服务,同时也需要通过政策引导男女共同分担照料责任。

改变就业结构中的性别失衡问题,提高女性的就业质量。

过多承担无酬照料工作,是妇女进入更高质量工作的主要障碍之一。要克服这一障碍,首先需要从观念上到制度上承认妇女(包括老年妇女)提供无酬照料工作的价值;其次要鼓励女性进入新业态领域就业,国家在贷款、咨询、技术培训、税收等环节,应实行“为缩小两性差距而增加投入”的倾斜性政策;第三应为受过专业教育的女性进入高科技、新兴产业和管理岗位提供从招聘、晋升到延长“职业峰值期”等全方位的支持。

基于有酬照料工作可为妇女提供大量就业机会,因此近期发展目标不在于削减妇女非标准就业,而应对新就业形态加强规制和对妇女的劳动保护,以实现非标准化工作的“体面就业”。

(请参阅《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20年第4期本人文章“中国妇女的经济发展与经济赋权的回顾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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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金一虹,南京师范大学妇女/性别研究基地学术委员会主任,金陵女子学院教授


策划:姜秀花

组稿:姜秀花 刘伯红

编辑:林丹燕

图片来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