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城市青年非婚同居的多元特征与变迁机制
作者:于志强 资料来源:中国妇女报 发布时间:2020-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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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20年来,城市青年的非婚同居已经从一种不正常的边缘行为逐渐转变为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并引起关注。本文作者研究发现,中国城市青年同居实践的内部形态呈现多元复杂的特征,反映了转型时期独特的社会结构和制度变迁,也隐含着中国家庭现代性变革的复杂路径。未来还需要在法律安排、福利制度以及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不断积极应对可能出现的个体需求以及结构困境。


早在20世纪以前,非婚同居在中国社会常被称为是“非法同居”,并因道德上的不正当性而遭受污名化非议或被迫处于地下隐蔽状态。近20年来,伴随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现代化,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当代中国城市青年的非婚同居已经从一种不正常的边缘行为逐渐转变为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并引起学者、社会评论家和政策制定者的关注。令人好奇的是,这一转变究竟是如何发生的?抛开传统的道德评判,正在中国社会蔓延的非婚同居对同居青年到底意味着什么,又会给婚姻制度的现代性调试带来哪些启发呢?

当代城市青年同居实践的多元和流动

在回归日常生活的学术方法论指引下,从同居青年的主体性实践出发,将当代城市青年的同居实践放置于中国现代化变迁的大变革中。一方面,笔者发现,中国城市青年同居实践的内部形态呈现多元复杂的特征,同居青年凭借个人的婚姻意愿、经济发展水平、代际互动、情感诉求等因素自主选择和推动着同居实践的流变;另一方面,城市青年的同居实践流变既反映了转型时期中国独特的社会结构和制度变迁,同时也隐含着中国家庭现代性变革的复杂路径。

首先,同居关系的多样性。第一,纯粹浪漫的同居关系。改革开放以后,个体化在中国社会崛起,新一代的中国人更加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与情感诉求的表达,越来越多的城市青年凭借“两情相悦”而自主选择进入同居,在灵活多变的同居实践中积极追求“纯粹关系”。在这个过程中,一些中产阶级城市青年不再需要依靠婚姻制度的社会保障功能,同时也逐渐意识到婚姻制度与个体自由之间的张力,从而选择不婚主义的同居实践,以实现将爱情进行到底的夙愿。第二,抱团取暖的同居关系。随着社会流动的加剧,越来越多的城市青年背井离乡,孤身一人来到大城市谋求发展。其中不少城市青年出于资源的合作与共享而进入同居,从而应对生活的经济负担,寻找精神共鸣,抑或是抵御各类不确定的风险。第三,有婚姻意愿的同居关系。由于婚姻制度是当代中国家庭意识形态的基本单位,许多城市青年对终身稳定的婚姻观充满了现实期待。但是市场经济改革以来,婚姻缔结的社会经济成本不断升高,致使许多带有强烈结婚意愿的城市青年因为无力购买婚房或支付高额的彩礼,只能无奈地暂时选择进入同居生活。

其次,同居结构的复杂性。第一,朝夕相处的同居结构。一般来说在热恋期中的情侣,总是难分难舍的,希望时刻在一起而选择进入同居。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带有结婚意愿的同居青年也希望通过同居的长期相处,更加深入地了解和发现对方,全方位地模拟婚后生活,进而对关系质量和发展进行检测与评估,以达到“试婚”的目的。第二,周末同居的弹性结构。当代城市青年为了实现个人自由和关系发展的和谐共生,许多同居青年只选择在周末或节假日进入同居生活。灵活弹性的“5+2”同居结构,让同居青年充分享受了私人空间的自由。不过,也有许多城市青年是因为客观条件限制,比如部分女性是希望规避性别舆论的非议而选择了这种相对隐蔽的周末同居。第三,跨代同住的同居结构。那些带有结婚意愿,但却因为经济拮据而无法结婚的同居青年,在得到父母认可和支持的前提下,部分同居青年会选择来到父母家里进行婚前同居。此时的同居也成为双方进入婚姻的过渡阶段,而婚前跨代同住的同居结构不仅会影响家庭权力关系中性别和代际之间的互动,还会影响到婆家和娘家在婚姻缔结过程中的权力博弈。

最后,同居形态的流动性。第一,婚姻意愿的流动性。许多城市青年在同居的相处中激发出强烈的结婚意愿,推动着同居关系向婚姻的转变。还有许多城市青年直接以试婚为目的进入同居,试婚的结果直接导致同居结局的多元流变。第二,个体生命历程的流动性。虽然许多城市同居青年没有结婚意愿,甚至还会向双方父母隐瞒个人的同居生活。但是,由于“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在中国社会充满了政治正确,以及婚姻家庭在社会福利制度中仍发挥着重要的社会保障功能。现实生活中,在中国父母的催婚下,多数适婚青年的同居实践都会指向婚姻。特别是,由于社会性别文化对大龄未婚女青年的不友善,致使大龄女性和女方父母在特定情景下会更加积极推动同居关系向婚姻的转变。第三,同居实践的自反性。由于社会文化对非婚同居的日益包容,以及相比婚姻制度,同居分手既不会涉及纷繁复杂的家庭关系困扰,也不会涉及财产分配的法律纠葛,这些因素直接增加了同居分手的自主性。与此同时,面对同居分手,个体化崛起以后的许多城市青年会更加注重反思同居生活带给个体的各类影响。在得与失的不断反思与权衡中,不仅加深了城市青年对自我的认知,也直接影响了城市青年对未来同居实践的观念转变和现实抉择。

制度文化与日常实践协商共享的同居实践

面对同居实践的日益普遍化,一些持家庭主义复兴的学者认为非婚同居是商品经济时代伦理危机的表现,是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变迁之痛。另一些持家庭主义衰退的学者认为非婚同居是家庭现代性变革的多元实践,呼吁社会各界“走出家庭主义的想象舒适圈”。显然,当代中国青年的同居实践超越了上述争论。在中国现有的结构性安排下,新一代中国人根据现实因素以及个人诉求,理性地选择了符合个人需求的同居实践,既实现了“我的同居我做主”,也使其成为个体应对生活危机的风险共同体。同时,伴随个体生命历程变迁,为了更好地发挥婚姻家庭的社会保障功能,当代中国多数接近适婚年龄的城市青年的同居实践也都指向了婚姻。由此可以发现,转型期城市青年的同居实践是家庭主义文化与个体自主实践相互博弈和建构中个体的理性选择。

虽然传统家庭主义与现代浪漫实践尚处于博弈状态。但是伴随中国现代化的快速发展,传统婚姻家庭的神圣性将进一步世俗化,新一代中国人会更加追求“我的生活我做主”。伴随中国社会福利保障等相关经济、政治、文化制度的不断完善,家庭主义文化中抱团取暖的经济理性将得到有效的松绑,这无疑会为城市青年的同居实践带来新的变革。就此而言,中国社会未来还需要在法律安排、福利制度以及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不断积极应对可能出现的个体需求以及结构困境,给每一位中国人提供追求自我价值、满足个人诉求的合理途径。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