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城市家庭亲权回归与孝道再造
作者:刘汶蓉 资料来源:中国妇女报 发布时间:2020-07-14

编者按

近年来,家庭代际关系呈现两面性——一方面,城市家庭父母权威和孝道话语呈上升趋势;另一方面,青年人对独立自主、自由平等的价值诉求强烈。转型期中国家庭身处多元而矛盾的压力系统中,这决定了代际关系表现形态的多样性和流变性。城市中产家庭在亲密实践机制下,亲权和孝道传统得以再造。然而,“孝”不再以外在强制约束力的形式影响个体行动,而是作为自我认同建构的资源和工具,以心理契约的方式形塑代际协商。


近年来,公众对“妈宝”问题持续热议,学界也注意到城市家庭父母权威和孝道话语上升的趋势。在生活风险和不确定性增大的社会转型期,亲权和孝道的回归折射出青年人不仅对父母工具性依赖普遍增长,经济独立和结婚生子年龄不断推迟,对父母的心理依赖和自我身份认同困境问题也日益凸显。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在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和社会快速变迁的背景下,青年人对父母的文化反哺能力显著提升,对独立自主、自由平等的价值诉求强烈。那么,青年人这种充满张力的代际地位是如何形成的?在具体的家庭生活中,是怎样的实践机制再造了亲权和孝道传统,这种再造的传统又具有怎样的时代内涵?

转型期城市家庭实践的多重目标

实践中的代际关系走向,取决于家庭发展的目标、资源和约束,以及家庭成员之间在价值、情感和利益方面的协商。概括起来,当前城市家庭普遍的家庭目标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重视子女教育和追求社会经济地位成功,二是建立代际亲密关系和增进代际团结。决定这两个目标的社会情境和动力要素包括四个方面。

第一,以市场化、个体化、全球化、经济繁荣与不平等共存等为特征的社会转型,推动了城市家庭生活在由高度的消费主义、激烈的教育竞争、动荡的劳动力市场所共同构成的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的环境之中。

第二,在普遍的双职模式和独生子女家庭结构背景下,中国城市家庭拥有相对充裕的物质条件,而唯一的孩子承载了家庭的未来和希望,也导致家庭资源的聚集和唯一流向。

第三,随着单位制和集体主义福利保障从个人生活的退出,家庭主义福利体制不断加强,而少子化和老龄化又强化了代际支持的需求。

第四,随着现代教育水平和生活水平的提升,强调亲密与自我表达的文化理想不断普及,家庭关系的亲密化和情感化需求提升。这些多元的需求和压力构成了城市独生子女家庭的焦虑来源,亲密团结和教育竞争的压力交织,依此形成了父母亲密亲职和子女协商性成年的家庭实践机制。

父母的亲密亲职和权威内隐化

从具体的家庭实践过程看,亲密亲职的内在动力源于亲代对自我成长道路上缺爱体验的反思。多子女和物质匮乏时代的家庭代际关系以维持家庭秩序为主要目标,父母子女的角色规范界限严格,亲子地位具有明显的等级性。在以批评和管控为主的教养方式下长大的亲代,普遍渴望与子女建立平等和温暖的关系,恰好城市独生子女的家庭结构和经济条件为亲密亲职模式的推广提供了条件。

首先,亲职理想以“爱的教育”和建立亲密关系为目标,家庭生活强调以孩子为中心,与孩子进行平等对话、协商、和沟通。

其次,亲职方式以密集亲职为主,对孩子的发展进行高度的时间、金钱和情感投入,不仅在子女求学的道路上给予细致周到的指导和支持,还积极规划和管理子女的课余生活,设计与子女的共度休闲时光。更重要的是,发达的信息和互联网技术改变了子女离家的意义,异地求学或工作的子女也依然可以实现与父母的超时空同步,延续彼此生活上的深度嵌入和情感依赖。

其三,父母权威以隐性方式运作。一方面,长期的密集亲职将父母的要求和期待积淀为子女的内在性情和价值认同,通过惯习意识来约束子代的选择和行为;另一方面,父母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会转化成对子女的经济、心理和智识上的支持,在与子女的互动协商中持续发挥作用,塑造子女的教育、职业,甚至婚姻选择和轨迹。

子女的协商性成年与孝道情感化

21世纪以来,青年人从原生家庭独立出来的时间越来越晚,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成年初显期。也就是说,由于标准化人生道路的消失,青年人在教育、职业、婚姻的选择上似乎有无限的可能性,但也充满高度的竞争压力、不确定性和风险。相对于弱势阶层的家庭,城市中产家庭子女的成年道路更具协商性,在父母经济文化资源的支持下,其身份认同的探索期更长,以追求更高更好的学历、职业和婚姻。成年初显期是代际亲密关系理性化的关键期,“相信父母”惯习的养成,不仅源于长期亲密亲职下的情感反应,也源于子女在漫长的成年道路上对父母经验和帮助的反思性认同。子女在应对学业、就业和认同困境的过程中,价值观念、认知模式和行为倾向进一步向父母靠拢,代际利益共同体的意识也进一步巩固。

建基于亲密惯习和反思性认同的孝道,具有鲜明的个体化特征,是青年人从自我情感和人生意义出发,对道德自我和理想家庭关系的思考和建构。

首先,“孝”是代际亲密性的自然延伸。经历了父母亲密亲职和协商性成年的子代,具有强烈的“对父母好”和反馈父母的意识,但与传统的规范性孝道不同,当下青年人的孝心和孝行主要源于对父母的亲密情感,以及维系亲密共同体的强烈愿望。

其次,“孝”的表达方式具有个性化。与传统孝道注重权威性和象征性不同,当下的青年子女的孝行更注重实用性,“孝而不顺”成为常态,多从自己的理解和喜好出发,与父母分享和共有“好东西”,比如健康、时尚、旅游、新技术等,甚至会以文化反哺的优势扮演父母的“监护人”。

其三,“孝”是对自我认同的积极建构。作为家庭的唯一希望,独生子女在追求学业和事业的道路上始终保持高期待,而父母日渐衰老、教育和就业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极大地加剧了他们的自我认同焦虑和困境。在缺乏其他稳定社会身份的情况下,“孝顺子女”身份是青年人对稳定自我、道德自我的积极建构,也是他们确证自我价值的重要来源。

亲密实践逻辑下的亲权与孝道回归

综上所述,转型期中国家庭身处多元而矛盾的压力系统之中,这也决定了代际关系表现形态的多样性和流变性。城市中产家庭在亲密实践机制下,“融合”的力量战胜了“分化”,亲权和孝道传统得以再造,构成了当下中国家庭关系和变迁的独特性。然而,新时代的亲权和孝道运作与传统规范的逻辑已然不同。虽然“孝”对幸福家庭、道德自我的符号意义依然存在,但不再以外在强制约束力的形式影响个体行动,而是作为自我认同建构的资源和工具,以心理契约的方式形塑代际协商。在当下的中国城市家庭生活实践中,情感亲密性和关系质量比关系结构更能保证家庭发展和目标实现,成为更重要的家庭整合机制。在这个意义上,社会转型促进了代际关系的亲密化,是人们追求美好家庭生活的外在表现和内在要求。

但另一方面,青年人向亲权和孝道回归,也是家庭主义福利制度强化的表现。当血缘纽带成为个体发展和自我实现道路上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可依赖的有效资源时,其背后是青年人社会发展空间的压缩和家庭内在张力的增大。因此,这也提醒我们需要从制度设计上为家庭和青年人解压,对失衡和缺乏自我调适能力的家庭提供个案干预和支持。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