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减负与城市焦虑母职叙事
作者:唐咏 资料来源:中国妇女报 发布时间:2020-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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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教育资源稀缺、向上流动的通道狭窄及母职的压迫性力量,使得“教育焦虑症”存在逐渐女性化的趋势,教育资源的争夺战加剧了母亲的焦虑感。本文以“焦虑母职”这一框架,分析小升初母亲群体的焦虑母职现象,认为,焦虑母职无法脱离教育公平与教育分层这对矛盾共同体的怪圈。只要母亲依旧将持续的教育投资视为教育成功的标志,母职焦虑也将愈演愈烈。


教育减负指减轻中小学生过于繁重的课业和心理负担。当前,虽然倡导教育减负,但因小升初、中考和高考的升学压力未减,家长不得不通过校外补习班等渠道提高孩子的竞争力。这种做法不仅增加孩子学业负担,也增加家长的经济负担,甚至不断强烈冲击教育的公平性。“焦虑母职”是本文用来分析城市中“小升初”竞争环境下母职的一个分析框架。按传统定义,母职是社会围绕养育和照料而建构的一系列活动和关系。汉娜·海斯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母职建构的变化后,提出“密集母职”概念,她认为,密集母职是“一种性别规范,迫使母亲不得不将大量的时间、精力与金钱用于养育孩子”。作为城市中“小升初”的母亲群体,焦虑母职的状态呈现出多面向的图像。本文将从选拔、教育和分层焦虑三个维度深入分析小升初母亲群体的焦虑母职现象。

选拔焦虑:公平竞争与素质教育的卷入

选拔焦虑来自于公平竞争压力和素质教育的应试化趋势。

一方面,在孩子就学的低龄段,家庭背景影响大,随着学业的推进,入读学校的等级作用增大,这主要基于差异选拔、生命历程发展和异质教育的因素作用。在教育失衡背景下,部分家庭社会文化资本处于劣势,只能依靠埋头苦学拼分数,弥补教育资源的先天不足,及家庭条件所伴生的各种劣势。拼分数是寒门子弟改变命运,达到阶层上升,改善阶层固化的另类通道。

另一方面,素质教育的应试化倾向愈发严重,由于缺乏合理的考评机制,它也被沦为候补的应试教育。素质教育“到小六就中止、到初三就叫停、到高二就下马”“一切向分数看齐”,低龄段的素质教育与高龄段的应试教育如影相随,令人窒息的升学压力让学生和家长不得不重返题海战术。

教育焦虑:“影子教育”与家长主义的盛行

20世纪70年代,市场至上的新自由主义盛行推动着各国的教育市场化和公共教育私人化,“影子教育”在如上环境中应运而生。有学者指出,“影子教育”即课外补习,指学生在主流学校教育之外参加的培优或补差活动,是依附于主流教育而存在的有偿教育活动。“影子教育”增添学生的课业负担,与主流的教育政策产生冲突,不仅萌生教育市场的无序竞争,而且成为优势阶层维护精英地位的机制。

“影子教育”为家长主义在中国盛行提供土壤。家长主义强调家长有自我选择的权利,从某种角度而言,教育成为基于家长财富而非学生能力的通道。家长选择教育产品的能力受其社会阶层和经济社会资本限制,刻意强调教育产品的竞争便变相拉大学生之间的差别,也深度削弱教育的公平取向。

分层焦虑:不断加剧的教育分流

“教育焦虑症”逐渐女性化,因为优质教育资源稀缺,向上流动的通道狭窄,有学者认为,母亲们的焦虑感更多来自母职的压迫性力量,反之,教育资源的争夺战加剧了母亲的焦虑感,而母亲焦虑的程度影响其对孩子的教育方式。教育是重要的人力资本投资,家庭教育投资的多寡造成学生未来的教育成就差异。因为家庭资源贫乏,贫困家庭的父母相对富裕家庭,通常对子女教育投入较少,而影响子女的教育成就。

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后,经历剧烈的社会分化,且社会结构逐渐固化,社会向上流动机会日趋减少。有学者指出,如果教育能成为个体向上流动的制度性出口,更多家庭必然加大教育投入,让子女通过教育竞争,实现向上流动,家长鼓足劲,在身后极力推动孩子,使个体家庭在教育资源竞标赛中展开日益激烈的白日化竞争。

作为分析框架,焦虑母职对认识教育减负背景下母亲群体的生活世界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母职焦虑追根溯源来自于女性对教育妈妈的身份认同,即妈妈认可并在现实中承担家庭教育的主要职责。现代城市的中产阶级家庭在育儿任务分配上呈现严母慈祖的现象,母亲变身育儿总管家,父亲为辅助角色,祖辈承担家庭照料工作。焦虑母职在教育市场化和竞争白日化的双重压制下异军突起,更被赋予了教育经纪人的头衔。在这种精致规划的引领下,校内虽减负,校外却增压,母亲带着孩子奔波于各大重点初中的密考地点,进入多如牛毛的微信群、QQ群,唯恐遗漏重要的招生和课程补习信息。

焦虑母职无法脱离教育公平与教育分层这对矛盾共同体的怪圈。影响孩子学业成功的因素包括家庭教育参与和教育机会差异等。在经济比较发达的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大批高收费的民办学校已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并逐步吸纳着当地的优质生源和教育资源。焦虑母职被“影子教育”的持续盛行反向推动,这种反作用力也削弱义务教育公平性,令各项减负政策难以落地生根。越来越多家庭的母亲和孩子被卷入小升初的资源竞争中。

只要母亲存在选拔、教育和分层焦虑,并寄希望正确的教育路径改变个体未来的命运,母亲依旧将持续的教育投资视为教育成功的标志,母职焦虑也将愈演愈烈。

在探讨中国社会问题的解决之道中,家庭是难以绕过去的重要视角。同样,在思考当前不断加剧的孩子校外辅导班和兴趣班话题时,同样应找回家庭视角。在新形势下如何保证初中教育机会的分配公平,不产生巨大的阶层分化,将是全新的挑战。当然,实现社会流动并非教育的唯一功能,优良的家庭环境和家学传统是培养卓越人才的重要基础,究竟何种程度上的教育均等是合适的,尚有待深入探讨。在谈论教育不平等问题时,既要体察教育在促进社会公平上的意义,也要自觉意识到这种追求的限度。如何处理教育的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关系,可能是教育科学中的永恒主题。

(作者为深圳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