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管钱:女性在独揽家庭财权吗?
作者:刘天红 资料来源:中国妇女报 发布时间:2020-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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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掌握家庭财权”已成为一种流行的网络文化。某理财平台热议话题“婚后,夫妻俩谁更适合掌握财政大权”吸引了8万多名参与者,其中,66%的人投票给了妻子,34%的人投给了丈夫。但女性在家庭经济决策中的实际权力未必与此相符。 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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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她经济”崛起,女性在家庭消费决策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并演化出“女性独揽家庭财权”“女性家庭地位高于男性”的网络文化。本文作者分析认为,家庭经济决策中,夫妻平权趋势显现,却不意味着女性“独揽”财权;在男外女内的家庭性别分工依然存在的情况下,男性在向女性“上交钱包”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卸了其家庭责任,这种善意的性别歧视,遮蔽了女性在公领域中所面对的挑战。


尽管受疫情影响,全球范围内经济增长趋缓。但在刚刚过去的年中大促“618”网购节中,各网络电商平台依然创下了骄人战绩:天猫“618”累计下单金额为6982亿元,京东“618”累计下单金额达2692亿元,均创下历史纪录。在如火如荼的网购热潮中,女性购买力再度受到关注。当下,“女性掌握家庭钱包、主导家庭购买力”的观念成为一种流行文化,并由此演化出“女性地位远高于男性”的表象。那么,女性真的“独揽”家庭财政大权吗?男性“上交钱包”,意味着女性拥有高于男性的家庭地位吗?

家庭决策呈现夫妻平权趋势,但并非女性“独揽”财权

当下,女性力量崛起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女性受教育程度、女性就业率、女性创业人数都有显著提升。据国家统计局2019年12月发布的2018年《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统计监测报告:2018年,中国义务教育阶段性别差距基本消除,高中阶段教育女生占全部在校生的47.4%,高等教育阶段女生毛入学率为48.1%,高等教育在校生中女研究生占全部研究生的49.6%,女性受教育状况取得长足进步;在就业方面,全社会就业人员中女性占比超过四成。

女性受教育水平、就业水平的提升,促进了女性家庭决策权的上升。研究发现,夫妻共同决策趋势显现,预示着家庭内性别权力的平等化。比如,薛琪薪、章志敏对农村流动家庭性别意识现代化的研究显示,在家庭决策权的分配上, 农村家庭中呈现出以夫妻共同决定为主的模式;张会平、聂晶、曾洁雯等对北京市区 752位已婚女性和郊区 1088 位已婚女性的调查也发现:共同管理是我国城市家庭使用最多的管钱方式,占所调查家庭的53%。

尽管女性家庭决策权有所上升,但并非如商业话语中所强调的——“女性已独揽家庭财权”。社会生活中,婚后或在建立稳固的亲密关系后,由男方向女方“上交钱包”的流行现象,也不能成为女性“独揽”家庭财权的证据。

第一,女性拥有的家庭财产并不多于男性。尽管女性掌握家庭日常开支的份额较大,但女性拥有家庭财产的份额并不比男性多。根据第三次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的数据,女性有房产(含夫妻联名)的比例为37.9%,男性为67.1%;已婚女性中自己名下有房产的比例为13.2%,男性为51.7%;女性拥有机动车的比例为12.6%,男性为35.6%;女性名下有存款的比例为58.5%,男性为67.4%。性别差异明显,女性拥有房产、机动车等重要财产的比例低于男性。

第二,在家庭财产管理方面,女性“独揽”家庭财政大权的比例并不如想象中高。如张会平、聂晶等人对北京市区752位已婚女性和郊区1088位已婚女性调查所揭示,共同管理家庭财产是我国城市家庭使用最多的管钱方式,占所调查家庭的53%,这预示这家庭财权管理中的夫妻平权趋势,但并不意味着妻子在“独揽”财权,由妻子独自管理家庭财权的比例仅为20.2%。此外,薛琪薪、章志敏对农村家庭决策的考察,在发现农村家庭中呈现出以夫妻共同决定为主的模式之外,也显示出,相比于女性,男性仍在关乎家庭生存和财产管理的事物上拥有较多的话语权。

第三,女性在公领域社会劳动中面对的性别薪资差距、职业晋升的性别障碍及女性依然承担着多于男性的家务劳动等,影响女性收入,也会削弱女性的家庭决策权。如上所述,女性权力、地位崛起是一个明显趋势,但当下,职场性别收入差距依然存在、女性花费在无酬家务照料劳动中的时间依然多于男性,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都影响了女性的收入。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女性在收入方面低于男性时,很难说其能够获得超越男性的权力。

“老婆管钱”与善意的性别歧视

综上所述,整体层面看,女性并不像流行文化中所宣传的那样,已经“独揽”家庭财政大权。但,现实生活中的确存在男性向女性“上交钱包”,由女性掌握家庭收支的情况,女性也因此常被认为是“爱管钱”。

实际上,与“女性独揽家庭财权”的表象不同,“女性爱管钱”其实是传统性别分工中,男性主外,作为“养家者”;女性主内,作为家务承担者的一种延伸。传统社会中,家庭本身作为一个基本的生产和生活单位,可以实现自给自足,男性“养家者”享有家庭中至高无上的权力,也对家庭财产有绝对的支配权,甚至包括女性的“嫁妆”都由男性支配;但现代社会随着家庭功能的逐渐分化,很多私领域的家庭事务难以在家庭内完成,需要进行购买,男性所“上交”给女性的钱,其实还是支持女性完成其“主内”的任务分工。男性在“上交钱包”的同时,也推卸了部分其应当履行的家庭义务。

男性“上交钱包”给女性,看似是一种“关心”和“照顾”,但在这种关心与照顾背后,女性获得自身能力发展、在公领域获得平等竞争机会与选择的自由却被轻而易举地剥夺了。这种“关心”和“照顾”更像是披着浪漫面纱的“温和而善意”的歧视,代表着男性在面对比自己弱势、比自己社会地位低的女性时,所采取的一种家长式的态度。正如美国学者保罗·布莱斯特所提出的,“由于浪漫的爱情和家庭关系,公然的鄙视和蔑视并未成为男人对待女人最核心的态度。相反,男人更可能以家长的态度对待女人。另外,男人可能会说,女人实际上才是真正的主人,而男人只是她们忠实的仆人,或者,换句话说,女人的生命受到的呵护远大于男人。这一虚假的骑士精神其实是女人经济上依附于男人的另一面。”

女性力量崛起、“她经济”越来越受到关注,这为女性家庭决策权提升奠定了基础,当下,家庭决策中夫妻平权也成为一种趋势,但“女性独揽财政大权”“女性拥有高于男性的家庭地位”却不过是一种表象。在男外女内的家庭性别分工依然存在的情况下,男性向女性“上交钱包”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卸了其家庭责任,这种善意的性别歧视,遮蔽了女性在公领域中所面对的职业性别歧视、家务劳动社会保障水平尚不充分等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