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态化疫情防控下家庭功能内化趋势及应对策略
作者:李洁 资料来源:中国妇女报 发布时间:2020-06-23

编者按

随着疫情防控逐渐步入常态化阶段,如何处理家庭与社会公共服务之间的关系成为必须考虑的问题。本文作者认为:常态化疫情防控背景下,家庭重新承担起托幼、教育、看护、照料等社会再生产职责;疫情放大了对边缘和困境家庭的生存压力;工薪家庭成员照料和子女教育问题突出;中产及以上阶层家庭则面临着商品化服务和教育资源缩减的挑战。这要求处理好家庭私领域与社会公共性之间的关系,避免将疫情防控和救助职责过度推入家庭内部。


作为社会最基本的细胞构成,家庭以其结构和功能应对并反作用于国家与社会关系。伴随着疫情防控逐渐步入常态化阶段,家庭将扮演何种角色,在此过程中可能会面临哪些压力和问题,以及应当如何处理家庭与社会公共服务之间的关系,都成为当下疫情防控过程中必须要考虑和应对的问题。

新冠疫情防控隔离与家庭功能内化

20世纪90年代市场化改革至今,中国家庭开始逐步呈现出规模小型化与结构简化、少子化和老龄化趋势的不断增强的特点;家庭也在应对各种社会与市场变迁的过程中,生发出种种具有创造力、充满弹性和持续性的家庭策略。在常态化疫情防控背景下,原本由社会和市场所分担的相关服务被暂时停止或中断,家庭开始重新承担起在现代社会中原本被市场和公共力量所分担的托幼、教育、看护、照料等社会再生产职责。由于传染性疾病的特殊性,人口密集和流动量大的城市更容易受到新冠疫情冲击;同时,公共服务和市场化发展相对完善的快节奏生活方式,使得城市家庭受到更大影响。

——对边缘和困境家庭而言,疫情进一步放大了其生存压力。常态化疫情防控背景下,一些边缘和困境家庭仍然可能面临着由于就业压力、社区隔离、地区流动限制、替代性资源短缺和家庭成员突然离世等原因导致的经济、照料、信息和社会支持力量的匮乏或缺失,需要政府相关部门和社会各界人士,特别是基层社区机构,对辖区内边缘困境家庭的持续关注和对接,启动快速预警和精准帮扶工作,避免疫情防控背景下次生灾害的引发。

——工薪家庭面临的直接矛盾和问题是复工复产之后,家庭成员照料和子女教育问题。工薪家庭往往面临着平衡正常工作与照料家庭成员之间的时间紧张与空间,以及兼顾学龄期子女教育的职责。无论是在家办公族所面临的工作-家庭冲突,还是上班族年幼子女或失能老人无人照料的困境,抑或学校教育向居家教育责任的暂时性部分让渡,目前大都只能依靠家庭内部代际责任转移与劳动性别分工的传统策略模式加以应对。这种完全依靠家庭内部的解决方式,有可能会在一部分家庭中导致成员基于性别、年龄或资源的不平等状况的加剧;家庭功能的内化导致照料劳动的承担者往往身负工作、家务和教育者多重角色和负担,以及不断在工作与家庭职责间切换所导致的身心疲惫;社交中断和长期在同一屋檐下共同生活、耳鬓厮磨有可能会放大家庭成员之间在生活方式与观念上的差异;从而进一步增加了女性作为家务劳动承担者、家庭关系协调者和成员照料者等隐性负担;在其他家庭压力的影响下甚至有可能引发家庭矛盾和暴力冲突。针对上述广泛存在的家庭矛盾和问题既需要家庭成员内部的重新协调、沟通与适应;也需要引起社会公众的广泛认知和共同应对。

——对中产及以上阶层家庭而言,常态化疫情防控对其造成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原本可以通过购买服务实现的商品化服务和教育的缩减。在疫情防控期间,尽管也面临经济收入和家庭照料的双重压力;然而对中产以上社会阶层的家庭而言,较高的社会地位和收入水平让其能够在一定时间内进行家庭角色的弹性调整和家庭职责的重新安排,以增强家庭适应力的方式应对疫情期间的特殊困境与问题。对这一群体而言,应为其确立社会发展长期的发展目标和信心,激发其作为社群主体的职业伦理与公民意识,使其成为积极推动社会生活、生产尽快恢复正规的主要推动力量。常态化疫情防控给中产及以上社会阶层家庭带来的变化折射出包括商业教育机构和家政服务员等以家庭为主要服务对象和服务购买者的从业人员所面临的收入降低乃至失业的压力。目前,各地社区已逐步开放对家政、维修及其他上门服务人员报备申请小区临时出入卡手续的措施;下一步还应探讨如何在确保安全防疫的前提下,进一步发挥数字化信息技术优势,简化手续流程,持续推动家政服务行业恢复正常供需。

——部分家庭可能面临由国际化疫情蔓延所导致的家庭成员滞留海外、短期内无法团聚的家庭分离。这部分家庭既包括海外留学生家庭,也包括海外务工人员家庭。特别是那些主要依靠在亚非拉等欠发达国家劳动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家庭,考虑到这类地区相对落后的防疫措施和医疗条件,其家庭成员往往承受着经济收入短缺与家人分离所带来的“心理不确定性”的双重压力,需要引起进一步关注。

常态化疫情防控背景下的家庭与社区治理

在常态化疫情防控的背景下,作为社会治理最末梢的单元,家庭具有其脆弱性的一面。如果仅仅将家庭作为最后的防护所和避难港,显然会掩盖其内部的挣扎与痛苦。

因此,常态化疫情防控期间,需要处理好家庭私领域与社会公共性之间的关系,避免将疫情防控和救助职责过度推入家庭内部,导致在物资紧缺和信息不足的情形下家庭之间陷入到相互孤立、各自为政的状态,甚或会引发家庭间的相对矛盾和对立。

社区是衔接家庭与公共生活的重要链接;新冠疫情的暴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反思发展增长模式和生活方式的契机:从追求无限财富与增长的可能,到重新落地回到最原初的生活本身。在此过程中,实体社区的重要性和意义将得到进一步凸显。由于疫情防控的需要,很多商业或公共活动被取消或降级,实体社区生活重新成为人们日常活动的重心。原本互不相识的邻里在共同抗击疫情的特殊背景下日渐熟悉并开始在线上、线下开展有关抗疫物资、信息共享、日常互助、志愿防疫等各种形式的交流和交往。这实际上是一个促进社区自发交往、培育居民间的彼此信任和亲社会行为、塑造社区共同体意识和内部关系的重要契机;也是社区基层工作人员改变传统工作方式、深入居民日常生活、了解居民需求、建立服务联系,扎根基层社会建设的转折点。

常态化疫情防控背景下,还需要进一步关注基层社区治理长期有效的运行方式,积极探索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形式,为底层边缘家庭和一线抗疫工作者家庭提供被照料者线上监管和陪伴模式;以家政劳动者居住地就近原则为社区周边的独居老人、残障人员等困难家庭提供基本家庭照料和服务等。

(作者为中华女子学院社会工作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