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妇女与近代伦敦公共卫生建设
作者:孙继静 资料来源:中国妇女报 发布时间:2020-04-14

编者按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女性成为主力,发挥着重要作用。女性在疫情防控中担当重任由来已久。16世纪英国伦敦数次出现疫情,其中,贫困妇女承担了大量的医疗护理和疫情防御工作,成为伦敦市政应对瘟疫问题在医疗救助上给予的直接支持和有力补充。遗憾的是,在当时的伦敦,人们往往忽略了妇女所起的作用。令人欣慰的是,当下社会各界对女性在疫情防控中的重要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与赞扬,让她们的价值得到充分发挥。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女性发挥着重要作用。女性在疫情防控中担当重任由来已久。分别于1601年、1604年颁布的《济贫法》和《瘟疫法》是英国社会济贫和瘟疫控制走向制度化的标志。作为英国最为典型的城市——伦敦,这两项工作均以教区为单位进行,且二者之间存在着结构性重叠。交叉点即是,由贫困妇女提供的医疗护理和疫情防控工作。

贫困妇女:“看护者”与“搜寻者”

16世纪早期亨利八世宗教改革之后,解散了修道院,没收了教会财产,削减了旧有的慈善来源,摧毁了传统的社会救济体系。

由于人口密度大、流动性强、居民生活条件差等原因,这段时间里,伦敦城瘟疫时常暴发。特别是1563年、1578~1579年、1592~1593年和1603年,都出现了较为严重的疫情。频发的瘟疫和日趋严重的流民问题,致使伦敦城陷入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国家被迫授予伦敦市政权力,以教区为单位展开医疗保健和社会控制。

受父权制文化和基督教慈善观念的影响,中世纪时期的妇女尤其是年长的丧偶妇女为生病的朋友、亲戚或邻居提供护理的现象司空见惯。起初,这是出于人道或善意的免费劳动,偶尔也在“私下安排”下直接或间接地获取酬劳,但仅限于有限的私人领域中。

从16世纪60年代起,伦敦教区开始效仿中世纪时期妇女的家庭医疗模式。不过,这不是简单地照搬,教区行政人员将其转换到个人与政府之间,将无偿的善举变成由教区权威支付报酬的有偿劳动。

贫困妇女为伦敦教区人民所做的护理工作,是在传统宗教界的慈善救济失效的前提下,对伦敦市政应对瘟疫问题在医疗救助上给予的直接支持和有力补充,她们成为当时公共卫生行政力量的核心组成部分。出于实际情况的需要,国家公共卫生制度急需朝更加严备的方向行进,政府便将妇女的“护理”职责进一步明确扩大到防疫工作领域,雇佣她们承担“搜寻者”。

1578年的《伦敦瘟疫法令》中,市政明确规定每个教区必须指派两名妇女为“搜尸人”,搜索因瘟疫感染而死亡的居民,另外两名妇女负责搜寻教区内感染或疑似感染病人。同时,还命一人为“看护者”,为这些染病的家庭或病人传送药物和生活必需品。到17世纪20年代,她们的职责范围甚至扩大到确定教区内所有死亡者的死因(授权验尸官的凶杀案除外)。

“搜寻者”多是年迈的妇女,尤其是依靠救济金的贫困寡妇,教区行政人员从候选人中挑选诚实可靠且工作勤奋的人担任这项工作。相比较“看护者”,妇女们更愿意充当“搜寻者”,因为大多数情况下,后者只需要对患者进行短暂的探视,而前者则面临更大的传染风险。这些妇女整日在街头巡视,将红色十字架悬置在有传染者的家门外,以提醒大家警觉与隔离。由于反复接触疾病,“搜寻者”自身存在成为传染源的极大风险,因此也要求随身携带一根红色的魔杖,向公众示明其特殊身份。在此期间,她们不得从事如店主、洗衣工等公共性工作。如若发现上报信息不实或有误,将以体罚、隔离和经济胁迫三种形式进行处罚。

与“看护者”工作相同的是,妇女们都获得了相应的报酬,不同的是,“搜寻者”已经成为政府推行隔离检疫政策中的特定职位。这些贫困妇女实际上是雇佣身份,教区给予4到6便士作为经济补偿,这笔钱与当时普通雇佣工人的工资相当。

这些贫困妇女充当了教区在私人领域中的眼和手,她们提供的信息不仅是普通大众了解所在社区的疫情和潜在危险的重要依据,也成为疫情期间伦敦政府决定下一步行动的主要考量指标,在接下来的250多年里,她们在英国公共卫生的监管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启示:在疫情防控中看见女性价值

贫困妇女以“看护者”和“搜寻者”的身份,成为新体系不可或缺的参与者,为近代早期伦敦的公共卫生系统的运行做出了巨大贡献。遗憾的是,出于现实原因,人们往往忽略了这群妇女在执行教区医疗救助和防疫隔离措施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对她们的评价也有失偏颇。这群妇女被边缘化,成为“看不见的人”。

在当时的历史和社会发展的局限之下,不得不说,当疫情严重、国家公共卫生系统告急之时,利用贫困妇女日常生活中积累的智慧与经验,将她们以“看护者”和“搜寻者”的职责身份纳入新的公共卫生系统中,不仅有效地安抚了下层人民的情绪,保障了社会控制和秩序稳定,同时也能增强其社会参与感,充分体现其劳动价值。

16、17世纪的英国政府,在对疫情知识了解不足、缺乏有效治疗手段、传统社会控制手段失灵和公共卫生体系不够完善的情形之下,自上而下采取种种行动,对防止疫情蔓延起到了重要作用。整个过程中,政府、城市和教区各行政单位目标统一、逐级分责、协调行动,各阶层市民主动或被动地配合与支持,使1665~1667年大瘟疫后伦敦乃至整个英格兰再没有大规模瘟疫爆发,为人类抗击疫情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财富。如今,虽然科技早已日新月异,但面对我们了解甚少的敌人“新型冠状病毒”,亦如几个世纪前的英国。

时下,全球正在进行抗击新冠病毒疫情的攻坚战,各国更需要上下一盘棋,形成统筹调控、立足基层、各级协作的系统机制。其中,社区作为疫情防控的第一道防线,也是政策落实和数据上报的桥梁,是抗击疫情的关键。当前,女性成为抗疫医护人员主力,也在社区和基层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社会各界也对女性在疫情防控中的重要作用给予充分肯定与赞扬,并发起系列关爱一线女医护人员及其家人的活动,这有利于在全社会形成尊重女性抗疫工作者的良好氛围,让她们的价值和贡献得到充分发挥。

(作者单位:湖南女子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