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照料与乡村高龄女性劳动力就业形态——以成都乡村为例
作者:沈茂英 资料来源:中国妇女报 发布时间:2019-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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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和经济结构转型,社会对照料劳动的需求不断增加,照料从业者数量在不断扩大,但照料劳动依然大多由女性承担。在农村地区,高龄女性成为照料劳动的主要承担者, 高龄女性劳动力的劳动节律呈现出以照料为主的多种组合。这既是家庭生计资源配置的理性选择,也是社会性别关系和生命周期历程的自然选择,更是劳动力市场上女性劳动力竞争力弱势的表现。


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和经济结构转型,社会对照料劳动的需求不断增加,照料从业者数量在不断扩大,但照料劳动依然大多由女性承担。在农村地区,农事活动的自然节律和农村生活的弹性,则实现了女性在家庭和生产劳动之间的动态平衡,也形成了乡村特色的家庭照料劳动形式,高龄农村女性成为照料劳动的主要承担者。

家庭照料阻碍城镇女性就业

照料劳动大多由女性承担,据国际劳动组织估计,全球范围内,妇女和女孩承担了四分之三的无偿照料工作,而有偿照料者的三分之二也是妇女。

家庭照料是影响女性失业的最主要原因。2014年我国城镇失业人员的失业原因构成中,女性料理家务位居失业原因第一位(占比为37.9%,比男性高34.1个百分点)。家庭老年照料会使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4.5%,每周劳动时间减少2.7小时。

城镇生活严格的时间节律与城市通勤距离的增加,使职业女性极难平衡好家庭照料与工作之间的关系。相反,农事活动的自然节律和农村生活的弹性,则实现了女性在家庭和生产劳动之间的动态平衡,也形成了乡村特色的家庭照料劳动形式。乡村照料劳动具有明显的家庭化和无偿化特征。农村生活的时间弹性与农事活动的自然节律叠加,农村妇女留守照料似乎是各个家庭最自然的选择。

成都乡村女性高龄劳动力的劳动节律

笔者观察发现:农业劳动力女性化和高龄男性化特点十分突出。高龄女性劳动力的劳动节律呈现出以照料为主的多种组合。

照料+农活+临工的劳动节律。对于大多数农村家庭而言,50岁及以上年龄段妇女还无法完全退出农业而实现以照料为中心的角色定位,她们面临着家中劳动力乡城转移而留下的农业生产空间,从事着季节性农活。在都江堰市的沿江乡Q村,年轻劳动力大多在城镇干活,留在村里的都是年龄大的女性和老人以及儿童。与山区农村劳动力转移举家流动不同,这里的劳动力城镇上班乡村居住或周末回村居住,留村的小孩由祖父母照顾。村内50岁年龄层妇女,身兼照料、农活以及临工等数种职业。

农场临工+家庭照料的劳动节律。农村土地流转加速推进,流转面积不断增多,到2016年底成都乡村土地流转面积占耕地面积的比重超过57%,加入合作社的农户占46%。土地流转后的农村高龄女性劳动力,逐渐成为土地规模经营的农场工人,多为季节性强的临时用工。崇州市白头镇W村,全村耕地统一由合作社经营,土地流转合作社农民大多数还是沉淀为合作社和水稻公司的季节性临工。季节性临工都是年龄在50岁以上的女性和60岁以上的男性,其中男性更多是长期性工种,妇女负责一日三餐。

村域保洁+照料的劳动节律。农村人居环境改造、新村建设、集中居住等,创造了大量的环境保育岗位,乡村保洁工成为一个重要职业。据观察,普通保洁以女性高龄劳动力为主,而垃圾转运、洒水等有一定体力和技能要求的工种则以低龄老年男性为主。目前,每个行政村均成立村级环境卫生公司,由环境卫生公司按照相关条例招聘保洁工,保洁工大多为低龄老人、高龄女性劳动力等群体。在一些旅游乡村旅游景区,保洁人员相对年轻,女性以50岁及以上年龄为主,工作时间固定,可以满足女性照顾家庭的第一需求。

照料+家庭非农经营的组合节律。在市场推动之下,成都乡村生活城镇化节奏加快,乡村女性高龄劳动力退出农事活动的现象增多,进入以家庭照料、家庭非农经营为主的状态。以崇州市CJC村为例,该村有各类小卖部、茶馆、洗车点、废品收购点、农家乐、丧葬服务户等仅20余家。这类家庭,完全放弃土地耕作,土地或出租或自己栽树。这类家庭女主人,大多50多岁,与男主人一道打理家庭生意,还全权负责家务。

转移到城镇的照料劳动节律。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从土地上释放出来并进入城镇。其间,高龄女性劳动力同样在城镇以提供照料服务为主获得生存空间。她们一般从事餐饮、家政、路面停车引导、小区保洁等与城镇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服务行业。笔者调查发现:成都金凤路上多个传统餐饮店,从店长到服务员,年龄都在45岁以上且八成以上为女性。还有一部分女性跟随进城子女到城镇照顾孙辈,成为子女家免费的保姆,她们周末回乡下,打理乡下房屋和园地。

乡村高龄女性劳动力的家庭照料以及以照料为中心演绎的就业形态,不止上述五种类型。家庭照料或照料劳动以家为中心,兼顾其他就业,是乡村已婚高龄女性劳动力的主要就业形态。

农村高龄女性劳动力利用背后的解释

高龄女性劳动力的利用形态,是家庭生计资源配置的理性选择,既是社会性别关系和生命周期历程的自然选择,也是劳动力市场上女性劳动力竞争力弱势的表现。

一方面,劳动力市场上女性薪酬明显低于男性;农村劳动力市场尤其如此。据调查,2010年农村女性劳动力的收入为男性的56%。高龄农村女性劳动力,其受教育水平低、接受新技能的能力偏弱、家庭照料负担重,在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之下,女性劳动力被留守在家、男性选择全天候就业,是经济理性的选择结果。

另一方面,女性的家庭角色和性别分工认同。大部分已婚妇女特别是高龄女性劳动力,自动将自身锁定在家庭照料层面,为男性、子女和孙辈提供针对性的照料服务。同时,农村生活的弹性和自然节律,让女性能够更好地兼顾家庭需要和农事活动,让农村家庭更多选择在农地上投入尽可能少的劳动力,以获取更多的外出劳动时间。

最后,农村老年居家养老情结强化农村高龄女性劳动力的家庭照料劳动。成都市2010年乡村有65岁及以上老人569457人,有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家庭户为442492户,占乡村1600496户的27.6%,近三成的家庭中有65岁及以上老人。这部分老年人的照料或者说养老,更多为居家而非机构。照料老人,几乎是农村高龄女性劳动力最主要的任务,照料集中在煮饭洗衣以及生病期间的伺候。

相对稀少的乡村聚落与公共服务的非均衡分布,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和乡村就业机会的相对稀缺,让乡村家庭的照料劳动极难市场化,乡村妇女不可避免地成为家务照料的第一承担者。这构成了中国社会由乡土秩序向城镇化过渡过程中特殊的性别现象,为解读农村地区老龄化问题、儿童抚育问题提供了独特方案,也容易导致对农村高龄女性权益的忽略。为此,应加强对农村高龄女性健康状况、经济收入、老年抚养等问题的调查和关注,特别关注边远地区以及独居农村老人,特别是老年女性的生活状况,在精准扶贫、城镇化发展等过程中,充分考虑老年女性的特殊作用与特殊需求。

(作者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