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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逆袭or重陷困境:美剧女性叙事解读
来源:中国妇女研究网 | 本网发布日期:2019年12月2日
标题: 完美逆袭or重陷困境:美剧女性叙事解读
作者: 孔媛
资料来源: 中国妇女报
发布时间: 2019-11-19
关键字: 女性叙事 父权社会 刻板印象
 

 

《致命女人》

《绝望主妇》

《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
 

2019年可以说是女性题材电视剧集中爆发的年份。不久前,令全球美剧粉丝兴奋不已的《致命女人》刚刚谢幕,美国BBC制作的“双雌”女性警匪主题美剧《杀死伊芙》第二季便开始在全球热播。

从美剧的发展脉络来看,从《绝望主妇》到《欲望都市》再到《致命女人》,呈现出一条后女性主义叙事转向的清晰脉络。《绝望主妇》由主妇玛丽的自杀引出四位性格迥异的主妇,以悬疑式的叙述方式串联起四人的生活,借助探秘的手法呈现着主妇们陷入困境——摆脱困境——再次陷入新困境的循环过程,最终四位主妇化解矛盾,迎来新生活。《欲望都市》是纽约曼哈顿四个单身女人的故事。她们事业有成、追逐时尚、魅力四射,在遍地诱惑的大都市寻找激情和爱情,在遭到抛弃后一度迷失,最终觅得真爱。《致命女人》则聚焦于女性的婚姻困境,通过讲述三位不同年代的女性在遭遇不忠后破解困局的故事,以高度戏剧化、极富张力和刺激性的“爽剧”情节展现了女性可能面临的出轨、同妻、开放关系等婚姻困境。

但纵观这些“主妇逆袭”题材的经典之作,实际仍未脱离父权的支配。总体来说,美剧女性叙事可以大致分为完美主妇、摩登女郎和“第三者”这三种典型的女性身份,她们从困境中突围的第一步,便是剥离父权社会强加其身的刻板印象。

完美主妇的围城自救

美剧叙事里最传统也是最典型的形象,是完美主妇。例如《绝望主妇》中的布里、《致命女人》中的贝丝、《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中的米琪等。她们外表精致、训练有素,在丈夫眼中是符号化的女佣角色,失去独立性和吸引力沦为附庸。生活的脱轨多始于丈夫的背叛,安稳的婚姻秩序被外来者打破,情感寄托的缺位和精神世界的坍塌使“失业”的主妇们濒临崩溃。

但此时总会出现变数,例如《致命女人》中的贝丝与第三者缔结友谊,《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中米琪酒醉登上脱口秀舞台,此时的她们被动地与过往人生分割开来,进而踏上报复背叛者、重拾事业和自我的征途。

“完美主妇”们长期寄生于男性主导的家庭里,她们的蜕变源于男性角色的离场,蜕变初期的行动也多旨在维系、挽回破碎的婚姻,主观上并没有改变现状和找寻自我的欲求,其间还会因为伴侣的暧昧举动和假意温存而态度反复,直到彻底失望,成长才会重新开始。贝丝的一切行为和改变,都不过是为了留住丈夫的心,种种非常规行为清晰地显示出两性地位的不平等、女性的低自尊和低自我评估。而即使《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花费了大量笔墨描述主妇重返职场、重新发现自我的过程,主角想要赢得的也是父权社会的承认和肯定,这不是对规则的彻底反叛,也不是对秩序的破而后立,仅仅只是对主流父权社会话语权的争取。

整体来看,主妇们几乎全程处于“被看”、受害者的地位,角色的突围多指婚姻层面,精神方面呈现出单身状态下暂时性的独立状态,而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女性觉醒。

摩登女郎的寻爱之旅

第二种美剧叙事的女性形象塑造则是“摩登女郎”,这是某种携带标签和刻板印象的经典女性形象。《欲望都市》的凯丽、《绝望主妇》的加布里尔、《致命女人》的西蒙身上多少带有消费主义的影子。她们华服傍身、妆容精致、身段妖娆,形象和举止极富女性魅力。

在此,“尤物”人设自然桃花不断,西蒙和加布里尔和“年下小狼狗”的不伦之恋极具刺激性,年轻男性被其吸引的桥段仿佛更能凸显角色的吸引力,而这本身就是父权社会施加的一种刻板印象。

诚然,西蒙思考和行动间体现出的独立性和自由度助其圈粉无数,洒脱直率的性格摆脱了同类角色的“无脑”印象,但通过男性追捧来抬高女性角色地位的叙事传统,仍未脱离父权的思维方式和话语范畴,设置此类角色也必有安排香艳桥段以吸引收视的考量。摩登女郎的困境多是爱情与虚荣心的矛盾和伦理道德的制约,世俗的规则由父权社会制定,在约束女性时力度更大、应用更多且范围更广。而摩登女郎自带“狐狸精”标签,被期待着成为污名化的对象。男性在遐想美人的同时又时刻进行着荡妇羞辱,这实际上也构成了角色的另一重困境。

“第三者”的自我探寻

美剧叙事中的第三种表达,便是“第三者”身份的自我探寻。《使女的故事》里,曾经的“第三者”奥福瑞德因过去不道德的行为而阶级下跌,成为乌托邦里的底层生育机器,失去自由和保有自我的权利,一句 “使女不需要眼睛”直指其繁衍功能,将女性的价值等同于子宫这一器官,残酷地揭示了角色的卑微定位。

《致命女人》里心怀音乐梦的艾普拉因为怀孕而被置于男性控制下,若无意外婚后会将被驯化成现任妻子的同质化角色——下一个免费厨娘。同样是《致命女人》,疯狂的杀人犯杰德亦是如此,她的吸引力源于惊人的美貌和过人的家务能力,她的行动的确主动、强势而利己,但刺激她行动的仍是男性精神上的荫庇和物质上的支持。究其根本,艾普拉和杰德所谓的寻求自我和改变命运完全依靠男性角色的施舍,第三者的身份仰仗男性保护、易承受风险和伤害且不被父权社会的规则承认。因此,她们的困境是咎由自取的,在将情感和身份的选择权交给男性之后,她们的自主性便不再完整,何其可悲。

虽然女性题材电视剧中女性叙事依然没有告别父权的窠臼,但进步确乎存在。比如,贝丝以极端结局消除矛盾,进而拯救了被支配的第三者艾普拉。

不死不休的局面往往意味着矛盾被搁置而非彻底解决,绝望主妇并不一定会成为致命女人,但若角色不能独立突围、头脑清醒地打破困境,那么对女性故事的表意和思想传达来说便是致命的缺失了。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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