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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试管婴儿技术30年:赋予女性生育权or剥夺主体性
来源:中国妇女研究网 | 本网发布日期:2018年10月29日
标题: 中国试管婴儿技术30年:赋予女性生育权or剥夺主体性
作者: 傅适野
资料来源: 界面新闻
发布时间: 2018年10月27日
关键字: 中国试管婴儿 女性生育权
 

 过去三十年来,试管婴儿技术在为中国众多不孕不育夫妻带来福音和希望的同时,也为女性制造出了一种全新的生殖焦虑。

1988年3月10日8时56分,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伴随着一阵清脆的啼哭,一个体重3900克、身长52厘米的婴儿被剖腹主刀医生张丽珠教授从宫腔内取出。在张丽珠身旁守候的儿科医生将婴儿用蓝花被单、粉花被子小心翼翼地包裹起来,抱到产妇郑桂珍身边。这位来自甘肃礼县盐关镇的妇女,因输卵管阻塞而20年未孕,终于在39岁这一年成为了一位母亲。郑桂珍为女婴取名郑萌珠,萌是萌芽、开始的意思,而珠则是希望她像珍珠一样闪闪发光。萌还有另一层意思,隐喻她是中国第一个试管婴儿。

在郑萌珠出生的10年前,也就是1978年,英国科学家让·普迪、罗伯特·爱德华兹和妇科医生帕特里克·斯特普托将培养皿中的单细胞胚胎分裂为8个细胞,并成功将其移植入母亲子宫内,世界上首个试管婴儿路易斯·布朗(Louise Brown)就此诞生。试管婴儿的学名是“体外受精和胚胎移植”(IVF-ET),即:使卵子和精子在体外人工控制的环境中完成受精过程,再将早期胚胎移植到女性子宫中,发育成胎儿。据统计,自路易斯·布朗出生以来,约有650万婴儿在辅助生殖技术的帮助下来到这个世界。而在中国,自1988年郑萌珠诞生以来,辅助生殖技术迅速发展,截至2008年,中国已经成功出生3万多名试管婴儿。

在中国试管婴儿技术实践30周年之际,回望这项技术在中国走过的艰难历程,我们可以看到,在计划生育政策大行其道之时,专家和学者如何利用话术与修辞,将试管婴儿技术的重点从增加人口数量转移到对于人口素质的强调,并且将其纳入国家发展和技术进步的综合叙事中,为这项鼓励生育的技术在一个限制生育的国家寻找生存夹缝。当我们将目光聚焦于辅助生殖技术的主要承担者——女性身上,就会看到,在鼓励生育和限制生育这一双向运动中,女性相较于男性,承担了更多的生育压力和中医理论及传统迷信对于不孕不育的污名化。因此,过去三十年来,试管婴儿技术在为中国众多不孕不育夫妻带来福音和希望的同时,也为女性制造出了一种全新的生殖焦虑。

从生殖到优生:试管婴儿技术在中国的话语变迁

“我国人口这么多,还要搞什么试管婴儿?这是和计划生育政策对着干。”
“试管婴儿对我们国家究竟有什么好处?”
在郑萌珠出生十年之后,当时的主刀医生、国内著名妇产科专家、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妇产科创始人张丽珠仍然要面对诸如此类的质疑。张丽珠的回应是:“毫无疑问,中国有巨大的人口,确实应该以家庭为单位进行计划,这包括为控制生育率进行的避孕和堕胎,以及对于女性和男性进行的不孕不育治疗。有些人可能会问,中国已经有这么多怀孕的女性了,为什么还有治疗不孕不育?按照这个逻辑,既然中国已经是人口过多了,为什么还要治病救人呢?为什么要帮助残疾人?为什么要救死扶伤?为什么要开医院?为什么需要医生?”

1980年代初期,对于如张丽珠这样的妇产科专家来说,一方面,她的主要工作是跟随中国妇女代表团到世界各国访问,宣传中国妇女的工作、地位以及刚刚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以避孕和人工流产为手段达到人口控制的目的,是她当时的首要研究任务。但另一方面,张丽珠也陆陆续续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大约6300封信件,写信的大多数是女性,这些书信向医生痛诉了她们无儿无女的痛苦以及由此带来的夫妻纠纷和婆媳矛盾等等。这些女性在信中详细记录了夫妻二人如何穷尽当地资源,尝试各种传统的治疗方式及偏方后仍然求子未果,她们似乎将张丽珠当成了最后的救命稻草。在读到这些女性的故事,并与其中一些人交谈之后,张丽珠首次注意到了1978年首次在英国试验成功的试管婴儿技术,她认为这项技术或许能够帮助这些寻医问药的家庭。在那之后,她开始关注有关试管婴儿的文献资料。

1980年代初期,与试管婴儿技术有关的文献资料在中国十分匮乏,但这并不是张丽珠面临的唯一困难。摆在她面前的更大问题是经费。1983年,在控制人口增长的计划生育政策号召之下,大规模结扎运动兴起,试管婴儿技术作为一项鼓励生育的政策,与国家对于人口管控的基本策略的方向背道而驰。因此,即便在与另外两位来自湖南和北京的著名妇产科专家联合之后,张丽珠也难以为试管婴儿技术找到资金支持。到1984年,张丽珠及其团队意外地拿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10万元拨款,并被委托将试管婴儿技术作为中国第七个“五年计划”的一部分进行学习和研究。他们的研究计划也被命名为《优生:早期胚胎的保护、保存以及发展》,对于生殖的强调由此转化为了对于优生的强调,提高人口数量的需求被提高人口素质的需求代替。一项原本意在为广大不孕不育夫妇提供解决方案的技术,就这样被收归到与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相关的“五年计划”纲要中,成为了国民经济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接下来的四年中,张丽珠和她领导的研究小组专注于研究体外受精和胚胎移植技术。她和同事们多次重复诱发超排卵、检测卵泡发育、及时取卵、精子获取、人工受精、体外培养、胚胎移植等试验步骤,在一次次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1988年3月10日郑萌珠的诞生标志着这一技术的阶段性胜利。当时的官方媒体迅速将其塑造为国家在技术和科学领域的成功。在那之后,越来越多不孕不育的夫妇开始求助于试管婴儿技术。回顾试管婴儿技术走入中国的曲折历程,我们可以看到以张丽珠为首的医学和科学工作者,是如何在国家对于人口的控制政策和急于发展国民经济的宏观计划的夹缝中,不断调整有关试管婴儿技术的叙事和修辞,将其从一项帮助不孕不育夫妇得子的计划,演变为一项向西方展示中国自主研发能力,以及关乎现代国家、关乎科学发展的技术进步。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面对不鼓励生育的政策还是辅助生育的技术,作为生育行为的承担者和实施者,女性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计划生育政策虽然限制了每个家庭新生儿的数量,对于传统中国家庭观念中“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思想以及生儿子传宗接代的想法在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但这项政策的另一重意思实则是,每一位已婚的中国女性都应该有且只有一个孩子。因此,对于不孕的女性来说,计划生育政策反而激发了一种新的焦虑。而试管婴儿技术的出现和应用,为这种生殖焦虑找到了一条解决之道。

从中医到西医:不孕不育背后的性别偏见

作为一项诞生于西方的生物科学技术,试管婴儿在中国的应用引发了中西医学关于不孕不育现象不同理解之间的碰撞,也挑战了中国传统医学长期以来对于不孕不育的阐释系统。西方现代生物医学的诊断将人的身体建构为截然不同的身体部分,各个部分有着能够被独立治疗的不同器官和功能。从通常意义上来说,不孕不育的医学定义为一年未采取任何避孕措施,性生活正常而没有成功妊娠。根据1992年世界卫生组织的分类,不孕不育首要的病因诊断依次为:排卵障碍、精液异常、输卵管异常、不明原因的不孕、子宫内膜异位症和其他免疫学不孕。其中女性不孕通常以排卵障碍、输卵管因素、子宫内膜容受性异常为主,而男性不孕则主要是生精异常以及排精异常。不孕不育作为一种常见问题,大约影响到至少10%-15%的育龄夫妇。

在中国传统的文化背景中,女性不孕,连同男性不育,通常都被认为是女性的身体出了问题。明代医学大师朱震亨最早提出,不能生育的夫妇问题主要出在女方身上。美国学者费侠莉在其著作《繁盛之阴:中国医学史中的性(960-1665)》一书中指出,在中医系统中,“病”通常指涉一种不平衡状态,常常被理解为紊乱(disorder)而不是疾病(disease),所以不孕不育是身体的失序,医治方法主要是找回身体的秩序和平衡。在中医看来,女性的不孕不育问题和肾亏和月经失调有关,子宫内血液的收集和循环不足或阻塞导致了这一紊乱。

除了身体系统的失序外,中医有时也将不孕不育与道德瑕疵挂钩。学者丽莎·汉沃克在1990年初来到中国进行试管婴儿技术研究的时候,发现在中医诊所投医问药的女性时常被教导,她们不孕不育是由于道德上的脆弱性和瑕疵。有些医生认为持续扩大的性开放现象和道德松弛导致了堕胎现象的泛滥,这反过来又造成了不断升高的不孕不育率。有一位医生甚至告诉丽莎,不孕不育的原因是太过频繁的性活动而导致的肾亏。

中国医学传统认为女性应该为不孕不育承担更多责任的观点,也切实地影响着中国医学实践在生育问题上对女性和男性的区别对待。事实上,在1985年之前,中国有关不孕不育的研究十分匮乏,大部分医院连最为基本的不孕不育测试都无法提供。1980年之前,男科或者男性生殖科学在中国并不存在,到1983年,湖南省沅陵县医院才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男科。90年代末20世纪初,中医新分支“男科”逐步走进大众视野,阳痿逐渐成为一种流行病。在那之前,不孕不育常常被归咎为女性问题,她们将社会与男性对于生殖的焦虑内化为自身的焦虑,日复一日在妇产科求医问药,渴求治愈。

“我六个月的时候我父亲惨遭横死。我一岁半的时候,哥哥也断气了,只留下我一个人照顾年长的外公外婆。后来我外婆也死了,我外公,现在差不多90岁了,这二十年来一直希望我能生个孩子,但我一直不育。我都快四十岁了,我丈夫是一个农民。如果没有孩子,我的家庭将会丧失未来。”80年代初,在一封写给妇产科医生的信件中,一位女性讲述了自己的悲惨经历以及对于孩子的渴望,为家族留后的重担压在她一个人身上,让她喘不过气。面临相似压力的女性数不胜数。当出现无法生育的情况时,女性倾向于怀疑问题出在自己身上,她们将自己的身体视为病态及不正常的,并为无法怀孕而导致的被弃风险时刻焦虑:他会离我而去吗?他会出轨吗?他会离婚吗?

重视社会道德与身体秩序的中医传统,连同中国儒家思想中“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类挥之不去的幽灵,在中国女性的身旁持续飘荡。加之试管婴儿等辅助生殖技术的主要实施对象亦是女性,男性在整个生殖系统和话语中始终得以全身而退,而女性的身体则需要持续在场,时刻接受来自社会、家人以及不同医疗系统的审视、监测与改造。

从自然到人工控制:女性焦虑与主体性的丧失

在试管婴儿技术诞生四十年、进入中国大陆三十年之后,伴随着医疗私有化和医院以及技术产品的市场化,一个治疗不孕不育的产业应运而生。如今,试管婴儿技术已不单单为不孕不育的家庭服务,它也成为了有能力和有条件的人们通过精准技术提高婴儿质量的手段之一。当人们通过辅助生殖技术获得孩子,技术是否真的帮助重构了女性作为母亲的主体性? 真相恐怕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般美好。

人类学家赖立里在北京大学生殖医学中心(该中心的前身是中国第一名试管婴儿的诞生地,也是我国第一批获得卫生部资质认定的使用辅助生殖技术的机构之一,号称世界最大的生殖内分泌疾病和不孕症诊治的综合性医疗中心之一)田野调研时察觉到,人满为患的生殖中心里弥漫着紧张、焦灼、期盼、烦躁的情绪。他通过观察发现,即便是在解决因无法自然生育带来的焦虑的理想场所中,焦虑感也并没有得到缓解。尝试试管婴儿技术的女性在享受辅助生殖技术带来的希望的同时,也经历着不同程度的新的生殖焦虑。这种焦虑一方面来源于“试管婴儿周期”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来自于作为外行的女性在与医生打交道时因信息不对等而产生的知识焦虑。这些焦虑持续地作用在女性身上,将她们抛入怀揣希望、应对不确定性、接受失望的循环情绪波动周期中。

简单来说,一个完整的“试管婴儿周期”包括前期检查、促排卵、取卵取精、受精、移植,直到胚胎移植14天后确认受孕成功(或失败)的全过程。一个试管婴儿周期大约2-3个月,具体时间因人而异。在整个过程中,男性只需要进行精液检查,其余步骤全部由女性完成。赖立里认为,女性一旦进入“试管婴儿周期”,也就是进入了一个与自然生育截然不同的生育模式,一个在多种知识、经验和技术指导下共同努力但却并不能保证百分百成功的过程。在整个“试管婴儿周期”中,每一个环节都充斥着不确定性,这让处于周期中的女性备受煎熬。

“结了婚就该生孩子,要生却生不出,就是有病,得治。”在生殖中心的诊室门口,一位前来问诊的女性这样说道。以自然状态下能够生育的身体视为正常和标准,将不孕不育视为偏离常态并将其病理化,这一想法已经被很多女性内化,因此,对于前来尝试试管婴儿技术的女性来说,第一层焦虑是患病焦虑,她们偏离了社会常态和规范,也偏离了社会赋予正常育龄女性的社会角色,所以她们需要寻医问药,回归常态。第二层则是生殖焦虑,在传统文化、国家对于生育的管控以及如今政策开放的作用下,这一焦虑持续弥漫在日常生活中,影响着女性的自我认知与生育选择。第三层则是继发焦虑,赖立里将其解释为由辅助生殖技术带来的焦虑——在这个每一步都充斥着不确定性的过程中,在对技术的希望和对结果的失望之间,在女性每做一个决定都可能会影响最终结果成败的状态下,焦虑暗自滋长。换言之,面对医生提供的时间和信息量都十分有限的咨询,以及最终每一个决定都需要自己拍板、自己为自己负责的两难境地,这些女性唯有通过“自学成才”来缓解焦虑。可最终试管婴儿成功与否,也并不在其掌控之中。目前,试管婴儿在中国整体上仍然属于低成功率的医疗行为,一般客户需要做2-4个“试管婴儿周期”才能成功生子。

正如学者萨拉·富兰克林(Sarah Franklin)在有关辅助生殖技术的论文中所言,与其说试管婴儿技术是在治疗不孕不育,不如说它是暂时性地“取代”一个独立的生育周期,这种取代不可避免地涉及对于女性身体的“批发式收购”(wholesale takeover)。在这一过程中,对于身体准确科学的控制取代了自然而然的生殖过程。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看,试管婴儿技术在赋予女性生育自主性的同时,也具备剥夺其主体性的能力。它将女性抛掷到一种全新的、以技术为主导的焦虑和不确定性之中,而当这种焦虑与资本结合时,其造成的后果可能会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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